◇周龙燕

瞿秋白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成功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苏俄路径。在党还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实践经验的幼年时期，瞿秋白对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坚持，发挥了“播火者和开拓者”的重大作用。

十月革命的爆发，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让苦于寻找出路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新的希望，激发起他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俄国现实道路的激情。正在探寻救国道路的瞿秋白亦从俄国十月革命中受到巨大鼓舞，并力图从中找到一条变革中国社会的“新道路”。

五四运动后，对社会主义最终理想产生了好奇心和研究兴趣的瞿秋白加入了李大钊、邓中夏等创办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始接触并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研究科学社会主义。1920年4月13日，瞿秋白翻译了经俄文转译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倍倍尔的《社会之社会化》，并随后撰写评论文章《伯伯尔之泛劳动主义观》，发表在《新社会》杂志上。这是瞿秋白“最早介绍无产阶级思想的文章之一，为后来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了先声”。此时的瞿秋白对倍倍尔著作中介绍的私有制、国家、阶级斗争等学说并不完全理解。1920年10月瞿秋白接受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的聘请，以特约记者身份奔赴苏俄进行实地考察。通过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实际生活的接触和体验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的研究，瞿秋白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转变，确立了为“共产主义之人间化”奋斗终身的志向。1922年2月，瞿秋白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一名追求民主、科学的热血青年，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1923年从苏俄回国之后，瞿秋白抱着“急急想把在俄研究所得以及俄国现状，与国人一谈”的强烈愿望，以一个“英气勃勃的青年宣传鼓动员”的姿态，投入到对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共产国际理论与马列主义理论学说的宣传之中。

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极具个人特色。

第一，通过宣传和介绍苏俄社会主义来宣传马克思主义。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要求改变环境：去发展个性，求一个‘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略尽一份引导中国社会新生路的责任”。因此瞿秋白的赴苏考察不仅是新闻意义上的，更是政治意义上的。

旅俄期间，瞿秋白尽其新闻记者的职责，以周密的调查、切身的感受，对“世界第一新国”苏俄的社会主义现实、共产党的情况以及共产国际的情况作全方位客观公正的报道。一面以亲历者的身份，写书写文章介绍、宣传苏俄的社会主义、列宁主义学说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同时还比较系统地研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述，并根据获得的俄文本的马列主义著作“研究共产主义、俄国共产党、俄罗斯文化”，对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给予理性的观察、分析和思考，形成自己的“苏俄观”与“社会主义观”并向国内进行传播。

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俄国实践形态的原生态报道，打开了中国人了解苏俄、了解社会主义的窗口，产生了极为广泛的社会影响，正如郑振铎回忆所说：“那些充满了热情和同情的报道，令无数的读者对于这个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无限的向往之情。”与纯理论的、学理性的宣传相比，瞿秋白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作的真实的、全面的形象化宣传更直观、更能打动人，更容易引起广大工农群众的兴趣，也更易于被他们理解和接受。

第二，宣传列宁的理论和学说是瞿秋白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1923年中国共产党尚处于幼年时期，急需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武装。瞿秋白从无产阶级革命的需求出发，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自觉传播。他不仅比较系统和完整地译介和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而且对列宁主义学说作了较为系统、详细的解读和传播。

列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新历史时代下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相结合，提出的一系列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社会主义建设等新的实践经验和新的科学理论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有着极其重要、直接的现实指导意义。

早在苏俄考察期间，瞿秋白就撰写了《赤色革命》等文章对列宁的形象做了生动的描绘，撰写了《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第十次全俄共产党大会》《苏维埃俄罗斯之经济问题》等长篇通讯报道，向国人介绍列宁关于从社会主义革命向经济建设过渡的一些重要理论观念，从而成为“向国内宣传列宁和传播列宁主义的先驱”。回国之后，瞿秋白更是通过翻译列宁在共产国际“四大”上的演说《俄罗斯革命之五年》，改译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国民革命》，撰写《历史的工具——列宁》《列宁与社会主义》等文章，向中国人民宣传介绍列宁及列宁主义。瞿秋白改译的《列宁主义概论》拉开了列宁主义在中国系统传播的序幕。在这篇文章中，瞿秋白既将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经典定义及其对列宁主义体系、功能的系统论述，撷取其精华介绍给国人，同时，又加入自己对列宁主义的叙述和思考。他认为：“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而且是唯一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然而是无产阶级革命前的，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革命思想之大纲；列宁主义呢，便是无产阶级革命时的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执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的原理。”瞿秋白对列宁主义科学内涵及其重大意义的阐释，无疑更便于中国革命者理解和把握它的精华。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对列宁主义的理解和把握中，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就对列宁主义的传播力度和深度来看，瞿秋白作出了同时代人所不及的贡献。

第三，在宣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十月革命后，苏俄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心，列宁被视为世界革命领袖。为了激发各国无产阶级共同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国际革命，1919年春，列宁发起成立了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作为国际共运史上第三个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联合组织，共产国际帮助许多国家的革命者建立了不同于第二国际各党的新型政党，为推动欧美工人运动的新高涨和被压迫民族的新觉醒作出了非凡的努力。

瞿秋白时处共产国际诞生地，不仅对共产国际的重要活动进行了采访，还先后以记者和译员的身份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三次、第四次代表大会。根据对共产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作的就近观察和思考，1921年瞿秋白在《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第十次全俄共产党大会》一文中专题撰写了“第三国际会”一节，并以《莫斯科之赤潮》为题，报道了1921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四个国际性会议。1922年，瞿秋白编译《世界社会运动中共产主义派之发展史——世界共产党与世界总工会》《少年共产国际》等文章，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回国后，瞿秋白将《新青年》季刊的创刊号定名为“共产国际号”，首次刊载为《国际歌》译配的中文歌词，将“国际”一词音译为“英德纳雄耐尔”（现译为“英特纳雄纳尔”）。在该期上，他还编译了《世界的社会改造与共产国际——共产国际之党纲问题》《现代劳资战争与革命——共产国际之策略问题》等文章，介绍共产国际的纲领和策略，成为“向中国系统介绍共产国际理论的第一人”。

瞿秋白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作的宣传、阐释对中国人民进一步了解和学习马克思主义、正确掌握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起了重要的引导和促进作用。

以瞿秋白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们打开了中国了解、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窗口，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在中国的影响，也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前提和基础。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瞿秋白研究史”负责人、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