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业智  袁盛勇

语言不单纯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和文化载体，也是群体达成社会共识的基本途径和显著标记，更是群体思想意识和思维方式的根本所在。中国共产党较早地认识到语言的重要性。读史可明鉴，知古可见今”。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征程中，语言改革历史虽已逝去，但党的改革精神和改革经验却仍然熠熠生辉，值得我们去挖掘和整理。

改变现代汉语的发展走向

语言变革既是文化载体的显在变革，更是思想和思维的深度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重要意义就在于推进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这一现代化进程的标志并不只是展现为“科学”“民主”“个性解放”“妇女解放”等文化浪潮现象，而是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语言革命。白话文的胜利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新的话语体系和思维方式，这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最为重要的意义。尽管五四新文化运动使语言实现了从文言向白话的转变，但这种转变仍停留在知识分子层面，与普通大众有着天然沟壑。在延安时期，党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遗留下来的语言问题，进行了多维度的语言大众化改革。这一改革既是党自身发动民众的政治诉求，也是当时中国的现代文化转型的现实需求。如果说五四”时期的语言改革打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语词体系和思维方式，那么延安时期的语言改革则是现代汉语的第二次革命，就是打破知识分子的话语体系和思维模式，让中国文化从“五四”之后的频繁变化固定为稳定的话语体系和思维模式。之后，中国现代汉语的语言风格发生了较大转变，语言的阶层壁垒和雅俗界限被打破，语言的原有价值评价体系被重构，语言不再是上层阶级的特权专属，不再有高雅低俗的价值之分，乡言土语亦可登入文学的大雅之堂。新中国成立后，党通过创建汉语拼音方案、推广普通话和简化汉字等语言改革举措以及一系列的活动，进一步将语言大众化推向高潮。

助推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

延安时期的语言改革工作是在党领导下开展的一场文化运动。语言因其在文化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的地位，它的改革对于党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体系建设具有着重要意义。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谈到，“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反之“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因此，新政治和新经济，要求建立起由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也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延安时期的语言改革围绕着新文化的基本特征和目标定位展开。

围绕民族化的目标，党对“五四”以来现代汉语的“欧化”倾向进行了反驳和纠正，以人民群众的鲜活语言作为民族语言资源来建立起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语言风格，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族化特征奠定了基础。围绕科学化的目标，党在语言上反对流毒于党内的“党八股”，建立起精简、通俗、高效的语言体系；在文字上，不断尝试着新的改革，不仅探索推行新文字扫盲，而且在新文字扫盲面临困境时积极探索新文字辅助汉字扫盲，这为新中国成立后更为科学地推行简化汉字和创建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做了前期的探索和实践。围绕大众化目标，党一方面通过大规模的文字扫盲运动来提升大众文化水平，另一方面将方言、俗语、口语引入语言体系，甚至广泛吸纳于工作语言、宣传语言、文学语言等官方的、权威的、正统的书面语言中，真正地实现了语言文字的大众化。可以说，作为文化的基础和工具，语言的变革才能从根本上实现文化和思想的转型。由此，延安时期的语言改革是新民主主义文化体系构建的第一步，也是关键性的一步，它的转变带来文艺、宣传、教育等文化组件的转型发展。当然，延安时期，语言的变革还仅仅只是一个开始，新中国成立后，语言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变革，进一步助推了新民主主义文化体系建设。

提升普通民众的文化水平

中国共产党语言改革工作的出发点就是以人民利益为根本，通过语言的系统改革和文字扫盲运动的深入推进，来扫除中国的文盲，让广大人民群众掌握文字这个提升文化的基本工具，来整体提升中国国民的文化素养，彻底从文化上翻身解放，成为中华民族的真正主人。

瞿秋白、吴玉章等中国共产党人最早创建拉丁化新文字，推动中国语言文字改革。瞿秋白在《新中国文字草案》中提出，“中国的几万万民众，差不多有极大多数是不识字的，即使识得几个字，也还有许多人仍旧不能够自由运用自己的言语和文字。这里，除开根本的原因，还有中国文字本身的困难：汉字的复杂和紊乱，以及文言或者假白话的不能够成为口头上的言语，以致于文字和言语几乎完全分离。所以最彻底的文字革命是十分必要的了”。正因如此，党在语言改革上不单单是在理论上建构起语言的改革体系和改革方案，更是实实在在地去推行语言改革，不但在苏联远东的中国工人中间开展了新文字扫盲教育，而且在中央苏区和各个解放区开展了系统的文字扫盲运动。在文字扫盲中，党并没有墨守成规，而是把实效性作为其语言工作的一个衡量标准，广泛采纳新文字和汉字两种扫盲形式，更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人员和资源，探索了冬学、夜校、半日学等多种文字扫盲教育的组织形式，以提高大众的文化水平。陕甘宁边区的教育状况发生了较大改观。据统计，小学生人数从1937年的5600人增加到了1942年的40845人，社会教育人数从1937年的每年10337人扩展到了1941年的每年47073人；很多农民经过文字扫盲教育后，从目不识丁转变为可以看《边区群众报》《解放日报》以及各种普及性的书籍，也可以用文字来记账、写字条、写信、写日记。同时通过文字扫盲运动，党引导农民改变落后的卫生观念和迷信思想，开展了卫生革命、科学革命，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素养，全方位推进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改造。

延安时期，党在局部执政的条件下实施着自己的政治构想，在政治、经济、文化、民生上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最终赢得民心，领导人民改天换地。党的语言改革思想也在延安时期逐渐走向成熟，不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起语言改革思想，而且在语言改革举措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实践，为新中国成立后的语言改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比如，从战略高度认识语言改革，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语言改革，以政治方式全力推进语言改革，将语言改革与群众运动及文化建设工作有机结合，以多种文字扫盲方式的探索来提升语言改革的实效性，等等。当然，延安时期的语言改革是一场“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历程，也是在不断反思不断改进中摸索前行。这些方面积累的宝贵经验，为新中国成立后更为科学合理的语言改革方案和政策举措的制订与执行，提供了较为直接的历史文化精神资源。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延安文艺与现代中国研究”首席专家、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