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1版）

    这些写于20世纪80—90年代的作品，不可避免地有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印记甚或局限，而它们的作者也从来没有将之看作高不可及的范本。但是，只要不带任何偏见，今天读来，我们仍然能强烈地感受到作者在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中充盈着的深沉理论思考的独特魅力，这些论著并不因某些现实问题已经解决或消失或已显得不那么重要而失却其在今天的思想穿透力。这是刘奔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我国当代哲学发展史上的突出贡献。

刘奔老师具有独特的人格魅力，正直、清新、朴实、高洁而又谦逊。他挚爱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将之作为自己的生命存在方式，如飞蛾扑火般地献身于斯，坚决鄙弃那种将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升官发财的工具、装饰门面的彩旗的功利化做法。他挚爱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对人民大众怀有一颗炽热的赤子之心，始终秉持为人民做学问的理念。他淡泊名利，一生清苦，“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具有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大情怀。他为人正直诚恳，襟怀坦荡，既坚持原则又不盛气凌人。他钟爱自己所从事的哲学研究和编辑事业，钟爱他念兹在兹的《哲学研究》编辑部，甘于“为他人作嫁衣”。他曾说过，“哲学研究编辑部是我一生最好的学校和老师”。他对学术刊物编辑有特别的感悟并努力实践之：当一个合格的学术刊物的编辑，首先要能够独立地从事学术研究，不断提高学术水平；其次，要能够撰写学术评论。就前一个方面来说，要能够胜任学术刊物的编辑，必须有相当的学术训练和专业素养，努力成为学问家，但又不能陶醉于自身的研究兴趣而限制了学术视野和影响编辑工作。这样做的好处是兴趣广泛、视野开阔，弊端是很难有时间和精力专注于写出大部头的专著，很难成为特定意义上的专家。就后一个方面来说，《哲学研究》有个传统，特别重视评论。我们的老所长、老主编陈筠泉老师多次强调，评论是刊物的灵魂，就像社论是报纸的灵魂一样。《哲学研究》编辑部培养编辑人才，特别强调写评论的能力。刘奔老师在《哲学研究》编辑部工作的几十年间，在陈筠泉、曹景元老师的指导下，凭借其超乎寻常的勤奋、扎实深厚的理论素养以及特有的悟性，迅速成为写评论的能手大家。另一位写评论的大家曹景元老师曾不无惊叹地称赞他是“写作机器”。他为《哲学研究》撰写了大量评论，除了部分收入《刘奔文集》外，还有数量更为可观的编者按、述评等。这些评论都是编辑部交付的任务，都未署个人的名字，但又确实在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我国当代哲学发展史和学术期刊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长期的编辑实践中，他既尊重名家，更重视发现培养年轻作者，与他们交知心朋友。为使稿件修改得更加完善，达到发表水平，他经常给作者写信或上手修改，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研究心得和盘托出供作者参考，并未有什么“知识产权”的考量，真正达到了诲人不倦、无私奉献的境界。现今活跃在我国哲学界的中生代著名学者（包括部分老学者），大都得到过他的指点和举荐。在刘奔身上，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编辑家的高度统一，这是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仰的地方。

就我个人的学术成长而言，我曾有幸在《哲学研究》编辑部工作了十年，得到他的悉心指教和培养。那时我的每一篇习作，从会议综述、编者按、评论员文章、编辑部文章，到学术论文，都经过他指点、修改，有的还被他改得“体无完肤”。这里，我想特别说明一下我们两人合作的论文《实践·历史必然性·价值》的形成和发表情况。1993年9月2—4日，中日“唯物史观和价值观的统一”学术讨论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举行，中日双方各有7名代表提交了会议论文，刘奔老师提交的论文题目是《历史必然性和价值》，我提交的论文题目是《实践的辩证本质与价值的属人性质》。会后，这些论文陆续在《哲学研究》上发表。因为刘奔老师和我在哲学价值论上有着相同或相近的看法，他亲自动手将他的论文和我的论文合成一篇即《实践·历史必然性·价值》，准备在《哲学研究》发表。文章合成后，他征求我的意见，我对文章的观点完全赞成，但有两点坚决不同意：其一，他将我列为第一作者，排在他的名字前面。且不说刘奔老师当时已是名满学界的专家，而我还是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学子，仅就文章本身而言，其中大部分观点是他的，我只贡献了很小的一部分内容，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也不能忝列于他的名字前面。其二，文章的第三部分是刘奔老师根据我提交的论文改写的。其中提到，当时哲学界比较流行的一种观点，是把哲学的价值概念视为类似于或相当于经济学上的“使用价值”，过于强调哲学的价值概念与经济学的“价值”范畴的区别，而看不到二者之间的联系。他在这一段话后特意加了一个括号注：本文作者之一刘奔也曾持有这种主张。对此，我也认为，他大可不必这样苛责自己。我找到他，表明我的态度，他表示理解但并不接受我的意见，相持不下，他动用了作为常务副主编的“特权”，文章就按后来大家看到的样子发表了（载《哲学研究》1993年第11期）。这件事一方面表现出刘奔老师提携后学的高尚品格，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勇于自我批评的磊落境界。回顾这些年来自己所走过的路，我必须承认，如果说我在学术思想和文字上还有点滴进步，那是与刘奔老师的指导培养密不可分的，他的学识、学风、文风和人格给予我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也是我终生难忘的。

鲁迅先生曾经这样谈到他心目中的藤野先生：“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大而言之，是为学术……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于我而言，刘奔老师就是这样一位可亲可敬的良师益友。

时间在飞逝，时代在前进。我常常想，假如刘奔老师还活着，他会怎样？他会更深切地寄希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并为之不知疲倦地思考、著述和编辑；他会更深切地寄希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早日实现并为之不知疲倦地奋斗和奉献；他会更深切地寄希望于哲学能够在新时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这一方面，我斗胆揣测，他对目前哲学界的现状应该是不那么满意的；他还会更深切地寄希望于年轻一代哲学工作者并为他们脱颖而出而不知疲倦地摇旗呐喊。对我个人来说，作为他曾经的学生和同事，自感他会更加不满意，无论是我的学术研究，还是学术编辑工作。正因如此，唯有永不懈怠，不断探索，以告慰他的英灵，不负他的期望。

    （本文系作者在“面向时代的哲学：问题意识与思想创新”——纪念刘奔先生诞辰79周年理论研讨会上的主旨发言）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