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丹

不同于语言学界对“话语”问题在语言结构和功能等方面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将话语置于社会历史的现实中考察其产生、发展与应用，从不同角度对话语进行了解读与深化。不同历史时期对话语的认识和发展，都体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所受质疑的回应和对新形势下社会主义运动所提出的策略。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从当代问题出发具有批判精神的积极尝试，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视野。但是，其中也不免反映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其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背离和其呈现出的理想主义色彩。

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话语地位的夸大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中，话语作为主体和意识形态的中介出现，虚假主体通过统治阶级的话语被动地接受了意识形态的灌输，才成为真正的主体。阿尔都塞由于过于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而忽略了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这就直接导致了其构建的意识形态理论违背了马克思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的基本观点，也就丧失了被统治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科学依据，使其结果就停留在了乌托邦式的“阶级斗争”。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中，他试图通过建立一种理想的“话语民主”，通过社会成员的话语论证来实现民主对话，使公共意见影响立法、行政和司法等过程，从而建立整个社会的公正平等的民主程序。哈贝马斯对话语作用的夸大在于他认为社会历史的决定力量不是生产劳动，而是社会交往，并将社会交往建立在话语的基础上，忽略了交往的社会实践基础。在拉克劳和墨菲的霸权理论中，他们提出了“话语让主体生成”的观点，否定了马克思认为的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反而提出那些具有差异性的外在话语才是决定性因素。拉克劳和墨菲将主体认同建立在外在的、偶然性的关系中，承认身份的不稳定和多元，人不再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成为了话语关系的总和，由此否定了马克思将无产阶级作为未来社会代表力量的观点，消除了二元阶级对抗。因此，拉克劳和墨菲已经背离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以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认为马克思主义固化了事物的本质，进入了一种非决定论的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