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荣虎

过去一百年，中华民族最坚定、最执着的目标是民族和国家的现代化，而现代化诉求最迫切同时也最艰难的是乡村的现代化。一百年来，政府、教育机构、民间组织在不同阶段对乡村现代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探索，而乡土文学一直与实践相互应和、相互影响，由此形成历史的“合力”，推动乡村的发展与振兴。

1920年前后，鲁迅的《狂人日记》故乡》《阿Q正传》等系列小说借助新青年》、北京《晨报副刊》等报刊的传播，迅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并带动了乡土小说创作潮流。与之前后出现的小说潮流还有问题小说和自叙传小说，但都很快衰落，唯有乡土小说潮日益壮大。如果说20世纪初期鲁迅等人形成的是具有巨大冲击力的乡土小说激流，那么这股激流便是在百年的历程中勇往直前，不断接纳大小河川，最终成为源远流长的大江大河。文学世界求新求异，潮流多变，乡土书写何以历经百年而自成潮流，吸引一代又一代优秀的作家和热情的读者？个中缘由，值得深究。百年来，乡土社会几经变迁，乡土文学的使命应时而变，从鞭挞旧中国的落后习俗，到谱写社会主义农村新篇章，再到描绘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新画卷，每每与时俱进。尽管各阶段乡土书写的内容各异，但目标却是一致的，即推动乡村发展进步，呼唤乡村现代化，而这正是国人百年不变的追求。

鞭挞落后习俗

20世纪初期，觉醒的民族先驱在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对比中产生了对强与弱的认识，追求现代化成为共识。急切的现代性追求催生了上海、广州、天津、北京这样的现代都市，不仅电灯、电话、电报、铁路、洋行、自来水、自来火房（煤气设施）、有轨电车等现代的生活设施、器具进入普通市民的生活，而且投资股市、登报声明结婚离婚、聘请律师、恋爱婚姻自由等现代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也为公众接受。上海等城市现代化的主要指标，如居住环境、交通设施、医疗资源、文化氛围、教育资源、经济活力、开放程度，都居世界前列，跻身当时世界最具活力和魅力的城市。然而，这些城市数量极少，可谓寥若晨星，它们的现代、前卫将广袤国土上的乡土世界反衬得更加传统与落后。于是，明确地寻求乡土世界的现代化就成为其时作家自觉承担的历史使命。

作家的个人风格有相似的，也有差异很大的。就风格而论，现代乡土文学大致形成了以鲁迅、鲁彦为代表偏于写实的流派和以废名、沈从文为代表的偏于浪漫的流派。但两派的价值准则和创作目的是完全一致的。不唯乡土文学，整个现代文学的价值准则都是以民主和科学为基石的，落实于乡土作家的创作目的，则是谋求乡村的发展和人的解放。对于发展的理解，鲁迅等人认为亟待发展的是思想观念，只有当阿Q和未庄的群众、祥林嫂和鲁镇的居民都能从旧习俗中解放出来，给弱者以同情和帮助，给不幸者以体谅和慰藉，弱者和不幸者亦不自抛自弃，才会有人的解放；沈从文等人则以为贫穷是导致乡民困境的根源，因而发展经济才是人获得解放的关键。《边城》中民风淳朴，但依然发生悲剧的真正原因是翠翠一无所有而王团总的女儿有丰厚的嫁妆；《丈夫》中黄庄的许多年轻妻子到船上“做生意”是因为地方贫穷，村民常常食不果腹。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乡土小说在创作方法上继承了鲁迅的现实主义传统，而对乡村困境的认识则更趋近于沈从文等人，于是大力书写因贫穷导致的乡间悲剧。无论思想观念，还是经济模式，都寓于生活习惯、风俗民情之中，因此，新中国成立前的乡土文学作家，无论是写实派还是浪漫派，都惊人一致地对落后的生活习惯、风俗民情进行挞伐，或者有意找寻并描绘那些违背现代精神的习惯与民俗。鲁迅《故乡》中“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是对水生和宏儿说的，更是对乡土社会未来的畅想。农民应该有的“新的生活”，在现代作家看来，就是摆脱贫穷并从缺乏现代意识的旧习惯、旧风俗中解放出来。

很难精确统计现代乡土文学对乡村的贫穷、陈规陋俗的冷酷、乡土层民众的不幸的揭露到底产生了多大的社会影响，但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20世纪20—30年代兴起的乡村建设热潮是以现代理念推动乡村发展的初步尝试，为后来的乡村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一边是乡土的文学书写，一边是乡村的实际建设，分属于两个领域，但却由一份杂志——《新青年》将两者紧紧联系在了一起。《新青年》发表乡村调查略早于乡土文学，而文学艺术的传播和接受较之于社会学论文要宽广得多，更何况鲁迅的乡土书写是那么犀利、深刻。因此，也许《新青年》的乡村调查引发了鲁迅等人的乡土记忆和思考，而鲁迅等人的乡土书写则以强大的艺术感染力激起了社会对乡村更为广泛的关注，直接或间接推动了乡村建设热潮。

谱写社会主义农村新篇章

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村叙事是与政府实行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相配合的。在全面推动现代化建设的征程中，城乡都面临不少困难，但乡村的困难显然更大。第一个五年计划确定的目标是“必须逐步地以合作化的农业代替分散的个体的小农业”。从个体到集体，从分散到合作，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可谓前所未有，对农民的思想观念、生产生活方式、人际关系都形成巨大的冲击。农民思想上的不理解在相当程度上增加了农村改造的难度，而文艺是影响和改变思想观念的有效手段。于是，一大批对农民怀有深厚感情并且对农村社会主义改造满怀热情的优秀作家，如柳青、赵树理、周立波等人开启了富有历史意义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叙事。

柳青、赵树理、周立波等人的农村书写有三个重要特点：其一，强烈的创作激情。柳青把家搬到乡下，辞去领导职务，立志“终生在农村群众中生活、工作、学习”，过着与普通农民相似的生活。赵树理在北京工作，但他经常深入农村，有时连续几个月住在乡下，生活与农民毫无二致。周立波也曾多年落户湖南乡村。从作品中，不难看出柳青、赵树理、周立波等人内心也有对城市的留恋和喜爱，但他们或者安家于乡村，或者常常栖身于农舍，如果仅仅是为了完成工作任务，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唯有强烈的创作激情，才会使他们放弃城市生活的机遇、舒适和便捷，立身乡土，不计得失。其二，认同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柳青、赵树理、周立波等人接受的是新式的小学、中学、师范或大学教育，而这些学校的“新”不限于新的授课方式、新的课程设置，更重要的是对民主、科学等现代精神的传播。正是对民主和科学的追求、对国家前途的关切使他们走上了革命道路。换言之，他们追随革命，是为了国家的现代化，而国家现代化的难题是乡村的现代化。旧中国的乡村不同程度地存在土地集中、经济萧条、封建迷信、恃强凌弱、高利贷等制约农村发展的顽疾，此前的乡村建设运动未能有效解决上述问题，因此，柳青等人高度认同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认为它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根本办法。思想上的认同给予他们创作的动力，促使他们积极、主动介入乡村改造实践。其三，热爱乡土，关爱农民。自鲁迅开始，现代作家的乡土情怀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不再止于亲情牵挂、精神慰藉、怜贫恤苦，更急迫的是现代性诉求。柳青等人与乡村具有更为广泛、密切的联系，他们对乡土的爱在理性中融进了血缘亲情、朋友之谊、邻里之爱。因而，其现代性诉求在急迫中增加了几分温和。他们不是作为乡土的“他者”，而是作为乡土的成员理解和体谅农民的，因而，对农民的“落后”“自私”更为宽容，更能设身处地，作品因之更富有生活气息，字里行间自然流露出对乡土纯真炽热的情谊以及对农民质朴深切的关爱，纵使时过境迁，依然具有独特的美学意义。

强烈的创作激情、对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认同以及对乡土、对农民的真情水乳交融，形成那一代优秀作家共同的思想、境界和情怀。时至今日，历史已对柳青那一代作家坚定不移的信念作出了新的阐释。这不足为奇，正如梁启超所说：“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社会是在不断的变化、选择中前进的，但不变的是柳青那一代作家的境界和情怀，它们决定了其乡土书写的艺术品格。

描绘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新画卷

1980年前后，原有的经济体制严重制约着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成为时代的呼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对内改革先从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经济体制改革，犹如春风给农村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得到农民的真心拥护，因此，很少有作品将主题指向为什么要改革，绝大多数作品都在描绘改革的美好前景以及如何深化改革，洋溢着积极、乐观的情调。

在改革文学的潮流中，涌现了高晓声、路遥、蒋子龙、贾平凹、张炜、王润滋、何士光、张一弓、矫健等一大批作家。他们叙述不同的地域风貌、民俗风情、历史传承、生活状况，但都不约而同地绘制改革的美好前景，不仅乐观地展示了改革能够轻松解决农民迫切关心的粮食、住房、婚姻问题，而且清晰地勾画了改革的远景：将为农民的生活空间、休闲娱乐、人际关系、个人自由带来史无前例的利好变化。而对于如何深化改革，作家们配合国家政策，讲述从零星出售农副产品到大宗农林产品贸易，从承包种植、承包养殖到开办工厂，从农村创业到进城闯荡的故事。这些激动人心的文学叙事与20世纪80年代农村大地火热的创业局面相互呼应，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经济快速发展，为农村改革开放走向纵深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高晓声、路遥等人在真诚拥护改革的同时，也继承了柳青、赵树理、周立波等人深入生活、关爱农民、直面现实的传统，因而能及时敏感地发现并描绘了改革大潮中存在的问题，诸如，陈旧迂腐的道德观念、浮躁冒进的心态与行为、膨胀的私欲等。对这些阻碍改革的深层问题的发掘将发展经济与文化、道德、法制建设相关联，不仅提升了文学的境界，也增加了思维的深度。在高晓声、路遥等人看来，改革最终其实是一场新与旧的较量，农民只有接受现代的科学知识、市场意识、竞争规则等新思想、新观念，才能创造出真正的幸福生活，从而接续并发展了现代乡土文学的传统，将乡村现代化的理想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改革开放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是最重大的政策，是民心所向，也是上下一致的共识，它为农村和农民创造了无数的机会，带来了无限可能，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知晓并抓住这个历史机遇。春江水暖鸭先知，作家最先感到了春天的来临。中国作家素有家国情怀，有关心民生、关心国家的传统，因而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生发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不是选择作为冷静、超然的旁观者，而是主动介入，以文学助力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建构人们的政治信仰和精神家园。如果没有文艺的参与，改革开放留给历史的将是一大堆事件和数据，那将是多么的冷清和枯燥，而文艺却让那个伟大的时代永远那么鲜活：那些热火朝天的改革、创业场景，那些对于未来的美好憧憬，还有对于改革的忧思。文艺无愧于那个时代。

改革开放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国人的文化自信，因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土文学在正视乡村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的同时，致力于发掘农民的人性美、乡村的人情美以及富有地域特色的乡风民俗，彰显新时代农村特有的魅力。

书写乡村振兴崭新成果

百年来，中国农村经历了三次重大变迁，第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第二次是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第三次是当前正在进行的乡村振兴战略。如今，中国社会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代，农村现代化已经取得丰硕的成果，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文化、教育的现代化程度，抑或农民的幸福指数以及城镇化率，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不少寻常农民家庭有了新房、私家车，更不用说衣食的充足。这一切都是国家宏观调控下悄然发生的，因而更需要敏感的作家承担历史的重任，书写乡村振兴战略取得的崭新成果，书写农民的新生活。

任何事物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新问题，乡村的发展也是如此。乡村不仅存在人才稀缺、科技化程度不高、规模化经营与劳动力闲置的矛盾、“空心化”等现象，同时，经济的发展也造成部分农民的精神苦闷和道德失范。凡此种种，都需要作家有勇气深入生活，有能力书写现实。乡村的振兴既需要文学及时再现乡村建设中的积极成果，也需要作家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因为科学的、良性的发展就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及时解决出现的新问题，不断调整前进的方向，从而将乡村的发展不断推向新阶段。

（作者单位：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