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雅军

20世纪后期，美国一群非洲裔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把自己的文化身份定位为“非洲人”，在不同程度上支持“非洲中心性”（afrocentricity）或“以非洲为中心的”（afrocentric）知识生产，以应对当代非洲人的危机。他们认为，当代非洲人——包括大陆非洲人和离散非洲人——的危机源于长达500年的殖民统治，以致他们丧失了作为非洲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把欧洲人的经验当作他们的现实，参与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对历史的普遍理解，这种“错位”使许多人进一步远离了他们自己的历史和现实。“非洲中心性”文化革命的意图，是要把各地的非洲人重新安置在他们自己的文化中心进行分析和解释，使他们能够对各种现象做出更真实的反应。

“黑人研究”学科逐渐建立

这种思想的早期学术源流，主要是那些在特定时空境遇中有意识地主张非洲人能动性和自决的知识分子，包括W. E. B. 杜波依斯、卡特·伍德森、切克·安塔·迪奥普等。20世纪60年代末，在美国激进运动的温床中，黑人活动人士和学生意识到知识解放与政治解放、经济解放关系密切，因而寻求对文化机构的控制权，要求设立“黑人研究”项目和部门，以改变高等教育的“全白”特征，纠正充满种族主义的白人教育。

1968—1975年，美国大学和学院的500多个学术单位（部门和项目）提供“黑人研究”方面的课程。该领域的期刊、协会组织、会议等也开始设立。同时，一些基金会迅速介入进来，力图通过提供资金、项目等方式，影响“黑人研究”的发展方向。70年代中期，激进的社会运动平息下来后，“黑人研究”一度萎缩。80年代，“黑人研究”因黑人妇女研究的蓬勃发展而得以复兴，一些部门和项目生存下来，并实现了合法化、制度化和专业化。至2004年，美国大约有400个“黑人研究”项目或系，其中140个有权授予本科学位、24个授予硕士学位、5个授予博士学位。

目前，“黑人研究”学者内部虽然有许多分歧，但基本上达成两个共识：一是该学科趋向于“去政治化”，增强学术性；二是抵制了管理部门想要把该学科限制在非洲裔美国人范围的企图，各大学的“黑人研究”尽管名称不同，如“非裔美国人研究”“非洲裔研究”等，但都明确地包括非洲、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黑人，延续了学科初创时强调的“把黑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特征。

提出“非洲中心性”理论和范式

在半个多世纪里，“黑人研究”的制度化、专业化过程，也是许多黑人学者相当程度上被“主流化”和“驯服”的过程，使他们成为在欧洲学科范围内运用欧洲思想概念框架的“黑人研究”工作者。不过，有些学者一直坚持运动之初的黑人视角，特别强调其文化基础和社会使命，其中，天普大学的莫莱菲·柯特·阿桑特最为重要。

八九十年代，阿桑特提出了一种基于非洲人视角、源于非洲历史文化、强调非洲人主体性和能动性的知识和社会批判理论，即“非洲中心性”。在三部曲著作《非洲中心性：社会变革理论》《以非洲为中心的思想》《古埃及、非洲中心性和知识》中，他运用一系列时间和空间术语，如“错位”“中心/去中心”“本体论缩减”“能动性”“再定位”等，把各地的非洲人重新安置在他们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中心进行分析、解释。他认为，经过500年人类意识的渐进式欧洲化，非洲人已经被系统地教导以欧洲帝国为参照系来思考和行动。这意味着许多当代非洲人不仅内化了帝国主义思想，而且内化了“反非洲”的思想和做法。因此，不仅需要以非洲为中心对欧洲帝国主义思想和文本进行分析，而且需要对非洲历史和文化本身进行分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桑特把他的作品定位为一种批判和纠正。通过批判西方文化和文本中的“反非洲”因素，就非洲历史和文化提出问题，阿桑特阐明了非洲人的宇宙论、认识论、价值论和美学原则，为人类的未来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

阿桑特将自己的文化身份公开界定为“非洲人”，在天普大学周围黑人社区的支持下，1987年创建了第一个“非洲裔美国人研究”博士项目，召开了一系列国际会议，吸引了一批支持和践行“非洲中心性”理论的学者和学生。1968年创刊的《黑人研究杂志》，也为该方面的学术传播和交流提供更多支持。由是，一个新的学术共同体日趋形成。

不久，天普大学另一位理论家阿玛·马扎玛扩展了库恩的范式定义，将“非洲中心性”提升为一种增加了功能性的新范式。在她看来，“知识不能为了知识而产生，而总是为了我们的解放而产生”；“知识既是理性的，也是超理性的，在一个知识被狭隘地定义为纯粹大脑活动的环境中，一个人必须永远记住，用自己的心去了解是高于一切和无价的”。这些思想使得“非洲中心性”由抽象理论转向了可操作的教育建议，“以非洲为中心的”黑人独立学校发展起来，至今仍在美国多元文化教育方面产生很大影响。

目前，这一知识生产运动的中心人物，除了阿桑特、马扎玛等人以外，还有毛拉纳·卡伦加、马芮巴·阿尼、莱奥那德·杰夫瑞斯、阿莫斯·威尔逊等学者。他们大都加入了1975年成立的“全国黑人研究理事会”，虽然仍被美国主流学界批判和排斥，但成功地占据了一定的社会智识空间。

在批评和质疑中发展

“非洲中心性”一经问世，就激起了强烈反响。支持者认为它代表了“过去一百多年来对欧洲权力机构（欧洲民族主义）最有力的挑战”，“为不同的但并非不平等的思维模式开辟了道路”，应当作为“黑人研究的元范式”。反对者则斥责它是“黑脸的欧洲中心主义”“半宗教性的乌托邦”，“强化了族群崇拜，对美国公民团结构成了威胁”。最著名的反对者包括历史学家小阿瑟· 施莱辛格、古典学者玛丽·莱夫科维茨等。美国黑人学者对“非洲中心性”概念的异质性和复杂性也存在不同看法，比如图德·阿德莱克等。还有一些学者未必支持和认同“非洲中心性”，但致力于对其观点提出严肃思考。例如，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非洲和非洲裔美国人研究”项目主任杰拉尔德·厄尔利认为：“非洲中心主义的复杂性中有很多值得考虑的地方……让我们审慎地思考，为什么美国仍然被种族问题所困扰，为什么它不能很好地教育所有公民。”

那么，“非洲中心性”究竟是什么，不是什么？阿桑特做出了如下回应。

首先，它是一种方法论、哲学取向和框架，表明了与“欧洲中心论”范式完全不同的关于非洲人文明起源、生活方式和人类未来愿景的解释。作为全世界非洲人主动寻求从自己的视角解释现象、寻求解放的一种理论选择，“非洲中心性”理论和范式可以使非洲人发挥主体能动性，使他们有可能看到、设想和采取符合自身最大利益的行动，在思想智识上“去殖民化”，摆脱霸权，实现“心灵的解放”。

其次，“非洲中心性”是一种理论视角和思想，必须通过知识和意识来展现，不能通过穿非洲服装或说非洲语言来获得。它不同于各种黑人民族主义，表达的不是一种政治倾向。从概念上来说，它既不应等同于被妖魔化的“非洲中心主义”，也不应等同于已经被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裹挟的“非洲性”，更不是黑人优越论。

最后，“非洲中心性”的根本目标是所有文化都必须受到尊重。它不像欧洲中心主义那样把自己的文化特殊性强加为普遍性，并非是一种对其他视角进行贬低的族群中心主义。阿桑特认为，西方学术上的霸权主义观念与欧洲中心主义是联系在一起的，试图摧毁任何不在欧洲思维方式控制之下的文化和社会中心。“非洲中心性”则恰恰相反，它只是参与人类生活，尊重所有特定群体的思想表达。

目前，“非洲中心性”理论在各种批评和质疑的声音中继续发展，基本上完成了范式建构，对西方霸权文化的批判日趋深入。除了对美国多元文化教育产生较大影响之外，这一理论在第三世界特别是非洲也产生了一些回响。

总之，自库恩提出“范式”革命以来，这一概念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明确了任何范式都是对一组特定的形而上学假设、一种特定的方法论、一些特定的方法和技术等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承诺，从而使科学中立性和普遍性的观点站不住脚。今天，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们也普遍承认“任何研究都不可能中立，承认求知过程包含各个不同求真群体之间的争执互斗”。因此，一个学者使用的范式必然决定了他正在进行的智力探索的结构和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非洲中心性”的知识生产和范式建构是一场真正的认识论革命。它打破了欧洲中心观念的束缚，对于非洲人的精神和物质解放、非洲人世界观和价值体系的再发现与再创造，都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系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美国非裔族群的历史书写及其影响”（HB19SL00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