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俊  吴重涵

学校不是教育的孤岛，教育在学校之外的很多场景都可以发生，学生成长也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之间持续的、高质量的互动与合作。家校社共育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促进学生成长成才的不二选择，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学生的居家学习更是凸显了家庭和学校共同承担教育责任的重要性。基于全国的专项调查发现（13万名教师和176万名家长），疫情期间的家校共育一定程度上呈现“权宜之计”特征，但更多的证据指向未来教育的家校新形态，未来“大”家庭教育（注重学校教育、校外教育和社区教育）和“大”学校教育注重与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联系）的现代教育格局得以提前显现。

家校共育新形态的证据考察

边界渗透：教育职责延伸至家庭，居家学习成为家庭主要生活方式。疫情居家期间的线上学习被认为是面向未来教育形态的大规模社会实验。调查显示，58.5%的学生居家模式是以学习为主，32.8%的学生以游戏娱乐为主，8.7%的学生以家庭互动为主。传统上，家庭和学校是功能分离的两个领域，但疫情期间，学生的学习活动发生在家庭，并成为多数家庭的主要生活模式。这表明家长在角色上成为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的重要参与者，家庭在空间上成为替代学校教室的学习空间，即在家校共同参与中，居家学习使家庭与学校的边界进一步模糊。这种趋势使得学校教育教学必须直接面对家庭教育的背景和需要开展。由此，以儿童成长为中心的融合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与社会（社区）教育的现代教育格局得以提前显现。

行为跨界：突破家校传统分工，双方都期待更高品质的合作。疫情期间的家长参与程度比疫情前有显著上升。调查显示，90%以上的家长都表示孩子成长取决于教师与家长的共同努力”，并期望和愿意接受学校的家庭教育指导、为学校工作提供服务等，而教师此类行为的意愿也与家长相当。疫情期间家长和教师愿意且实际开展的跨越传统边界行动，使家校共育获得广泛的“制度合法性”基础，为构建新型家校关系提供了契机。家长的“高意愿”如果被忽视，可能会带来家校冲突的不良后果，这也反向驱使学校必须作出行动和结构性变革。

亲子互动：在校情况是亲子交流最多的内容。疫情居家期间，亲子交流内容频率最高的是孩子的行为习惯、学习成绩，交流较少的是分享各自的经历和家庭事务，这成为家校边界模糊的进一步证据。因为疫情防控，亲子关系在客观上呈“近距离、长时间”特征，为家长提供了“专心专注”陪伴孩子的机会，但也可能由于缺乏恰当的相处方式，导致亲子冲突。

效果评价：家长和教师都倾向正向评价，且家长的评价更积极。64.5%的教师、80.5%的家长认为疫情期间的家校关系比平时更好，64.9%的教师、80.4%的家长认为疫情期间家长对学校的满意度更高。疫情前的家校共育是疫情居家期间家校共育效果的基础，两者高度正相关，且显著影响家长对亲子关系、学习效果的评价。这启示我们，家长的意愿可由学校激活并使所有人受益，在宏观上通过提升家长的教育认同，共同营造儿童成长的良好生态。

家校共育存在的结构性差异

城乡差异：以学习为主要生活模式的家庭，农村少于城市。生活模式以学习为主的城市家长比例高于农村家庭，而以游戏娱乐为主的农村家庭比例高于城市。数据分析还显示，在家长参与的各类行为上，都存在类似的城乡差异。

困难差异：教师聚焦外部条件，家长缺乏能力和精力。教师主要将困难归结于外界因素，包括学生、教学平台等。家长将主要困难归结于自身能力和精力。数据进一步显示，高学历、高职业地位的家长主要是时间和精力缺乏；低学历、低职业地位的家长主要是指导能力欠缺；在网络、设备等硬件的配备上，多数家长没有困难。教师和家长遇到的困难差异，表明教师具备传统的课堂教学经验，但缺乏在线教学技能，无法有效掌控在线教学过程。家长缺乏相关能力或精力，表明学校在为家长提供能力建设方面存在不足。不同类型家长在精力和能力方面的困难，启发学校要面向不同家长的个性化需求，有针对性地“赋能”。

付出和回报差异：疫情期间教师付出更多，但沟通粗放低效。疫情居家期间，教师的家校共育主要服务于疫情防控和线上教学，如传达疫情防控通知，要求家长反馈学生在家的学习、行为情况等。而具有较大价值的教师对家长家庭教育的指导、家长参与学校事务、组织家长间交流互助等，与疫情前没有显著差异。教师的行为一定程度上预示了疫情期间的家校共育是一种权宜之计，可能会随着线下教学的开展而消失。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家校沟通粗放低效的传统弊端。一是家校沟通是被动发生的且以问题为导向，往往是孩子出现问题后家长才求助教师，或教师向家长“告状”。事实上，家校共育不能以“生病—开处方”为主，日常“预防”比“开处方”更有效。二是沟通以单向为主，家长的反馈、需求等往往被忽略。三是缺乏组织化的沟通平台。个别学校家委会等尚未建立或停留表面，没能发挥沟通学校与家庭的桥梁作用。四是家长向教师求助的现象，暴露了家长家庭教育能力的不足。

未来家校共育政策建议

制度层面的政策引导和保障。学校在家校共育中呈现的问题具有普遍性，反映了家校共育尤其需要政策层面的引导和保障，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做到五个“纳入”：将家庭教育和家校共育纳入政府统一的教育规划，纳入教育机构专门编制，纳入财政预算项目经费，纳入师范教育和教师职前、职后的专业培训体系，纳入对各级政府的教育评估指标体系。相关数据调查还表明，有效的政策逻辑，是以法规的形式倡导、规范和约束学校行为，通过学校提供家庭教育指导和服务、家长支持学校教育教学，进而形成家校双方各取所需的稳定性结构，即约束学校—促进家长参与—提升家庭教育的逻辑线。

学校系统的主动作为。一是家校建立以感情为基础的工作关系并相互理解。家校的边界不断模糊、分工的多样化、职责的交叉重叠，是未来教育变革带来的家校关系新形态。在当前家校共育走向制度化的初期，应努力建立家校之间的信任关系，并将建立家校互信和相互理解融入家校共育的原则和规范中去。二是要注重在班级和学校两级有效展开。在班级层面，传统的师生互动结构可发展为围绕师生互动的师—生—学校—家长—家庭互动结构。学校层面营造的良好教育生态，通过背景镶嵌于班级的家校互动结构中，使家长成为教育教学的结构性要素，使得家校共育有成为教师“分内工作”的趋势。

教师在家庭教育和家校共育工作中的专业性保障。家庭教育和家校共育是一项具有门槛的专业工作。教师专业性的缺乏，是数据呈现的“教师付出多但评价低”问题的本质原因。对此，这一领域的整套技术规范和工作基本程序，需要教师将其作为专业性要求掌握，并在处理原有的师生关系、校师关系基础上，懂得并学会利用家庭和社区资源，解决学校教育和教学问题。这关系到师范教育、教师教育、专业化培训等一系列改革。

以学校为主阵地，注重对家长“赋能”。疫情期间，亲子长时间共处中传统家庭教育的弊端被放大，不同家长群体面临的困难和需求存在差异，教师家校共育行为的提升能激发更多家长更深度的参与。这些发现都启发我们，要构建面向未来教育变革的新型家校关系，学校应充分激活家长参与的意愿和潜能，加强家长参与的能力建设，并面向不同群体需求，提供个性化的、针对性的指导与服务。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面向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家校社共育机制研究”（BHA21012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江西省教育评估监测研究院；江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