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A04版:A04

与时代共鸣  与人民同频
︱︱ 公仆形象系列电影的创作发展

◇商凌云

公仆精神,凝聚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建立起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以党员干部践行公仆精神的典型事迹为题材拍摄而成的影片,构成了主旋律电影中具有独特风貌的公仆形象系列。这些影片有的讴歌了为地区发展建设付出全部心血的领导干部,如《焦裕禄》(1990)、《孔繁森》(1996)、《郑培民》(2004)、《生死牛玉儒》(2005)、《雨中的树》(2012)、《兰辉》(2014)等;有的赞扬了在反腐反黑斗争中勇于担当的党员干部,如《生死抉择》(2000)、《信天游》(2004)、《任长霞》(2005)等;有的再现了奋斗在扶贫一线的基层干部,如《第一书记》(2010)、《天上的菊美》(2014)、《秀美人生》(2020)、《千顷澄碧的时代》(2020)等;还有真实讲述退休后仍继续发挥余热的党员干部,如《杨善洲》(2011)等。这一系列影片多角度、全方位展现了党员干部干事创业、奋斗不息的精神面貌,以与时俱进的创作力塑造了不同时期的公仆形象,宣扬了心系人民、与民同心的公仆精神。

在公仆形象系列影片创作的演进中,塑造时代化的公仆是贯穿其中的发展主线,在此牵引下,影片表现公仆的方式由20世纪90年代的道德楷模转向了当代的人性化立体书写。20世纪90年代初,影片《焦裕禄》的问世为此后的公仆形象电影创作奠定了基调。《孔繁森》《郑培民》《信天游》《任长霞》《生死牛玉儒》等影片都沿袭了《焦裕禄》所采用的政治伦理化叙事模式,将人物塑造为符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需求的道德楷模,在出场时便已经具备了高尚的精神品格。这些影片不刻意营造冲突,而是选取典型事迹,以纪实化的结构方式和情感化的叙事策略塑造崇高的道德主体。改革开放初期,这些影片在树立榜样、荡涤心灵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入和商品经济的日益繁荣,大众文化开始崭露头角,公仆形象塑造也出现了现实化转向,即由被仰望的精神丰碑转向可以切近的现实个体。如影片《第一书记》中,沈浩选择去小岗村任职是出于个人事业提升的需求;影片《秀美人生》中,黄文秀选择驻村扶贫既是脱贫攻坚的需要,又是小我层面上的“知恩图报”;影片《千顷澄碧的时代》中,芦靖生做出去兰考扶贫的选择……这些影片展现了人物的成长过程和心理变化,使他们更加立体、鲜活、接地气。同时,影片也并不避讳展示人物在面对困难时的畏难情绪,增强了叙事性和层次感,赋予了当代公仆形象以闪耀的人性光辉。

公仆形象的时代化表述于文本意义而言是人物塑造方式的转变,从政治学角度来说,新时代的公仆形象影片补充阐释了“公仆从人民中来”的思想。由此,公仆形象不仅仅是典型的“这一个”,也是平凡的“每一个”,手足相连的干群关系也在此基础上获得了更广泛的认同与共鸣。

公仆思想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并在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进行过第一次实践。巴黎公社尽管存在时间很短,但其宝贵的实践经验却产生了重要的思想价值。马克思在总结公社经验时曾提到,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这些委员是负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其中大多数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这既阐明了公仆服务于人民的工作性质,也指出了公仆是人民的一分子。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便是人民当家作主,我们的党员干部来自于人民之中,天然地具有人民立场。早期的公仆形象电影致力于宣扬“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精神,大多展现人物任职之后的群众情怀,近十年的影片则在情感性的基础上辅以精练的篇幅补充了人物的任职“前史”。例如,影片《天上的菊美》表现的四川省藏族自治州瓦日乡党委书记菊美多吉,生于斯长于斯,毕业后回到藏区工作,为家乡人民作贡献;再如影片《千顷澄碧的时代》中描写了芦靖生成长于河南孤儿院的经历,在兰考扶贫的过程中,他经历了从迷茫到成熟的蜕变,亲历见证了脱贫攻坚的重要时代历程,最后他说“我不再是以前的小我,因为我参与了这片土地和贫穷的决战”。这些成长经历的展示,使观众可以平视人物、与人物共情,深刻揭示了筑牢干群关系的基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综上所述,公仆形象系列电影创作与时俱进地倡扬了永不过时的公仆精神,形象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中的公仆理论。创作者们立足当下,深入调研,用时代化的创作观念和人民性的创作立场塑造了众多感人至深的艺术形象,体现出“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的创作自觉。由于公仆精神是社会主义党员干部的行为准则和行为典范,因此,这些影片的社会效益远大于市场效益,影片所再现或表现的公仆形象也永远是我国党员干部“正衣冠”的一面明镜。

(作者单位:山东艺术学院电影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