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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过程人民民主巩固人民江山

◇本报记者  王广禄  查建国

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强调,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全新表述,为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提供了根本遵循,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指明了前进方向。

深刻体现党的根本宗旨与初心使命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人是历史的剧作者,又是历史的剧中人。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命题,凸显出人作为历史主体存在的原初性和生成性,洞穿了以往一切唯心主义英雄史观的逻辑要害,成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的深刻理论依据。早在2012年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这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是价值判断和价值实现的主体,人民群众的需要及其满足程度是价值评判的依据和标准。

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深刻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东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院长郭广银表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基本经验之一,就是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和马克思主义人民民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实现了坚决依靠人民与坚决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统一,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最能反映人民意愿、最能代表人民根本利益、最能反映人民当家作主地位的民主,也是最能广泛调动人民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民主。

自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始终不渝地为民族、国家和人民谋求解放、独立和幸福。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初心和使命的坚守。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杨嵘均认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血脉相连,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人民,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根基所在和力量之源。在新时代,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全面彰显中国式民主特色和优势

民主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但其具体实现形式是多样的。中国的民主植根中国历史文化,符合中国现实国情,得到人民广泛拥护。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全过程”和“人民”为关键词,充分体现了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全过程,保证了过程民主和结果民主、形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的有机结合和无缝衔接,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实践的鲜明特色和显著优势。

资本主义民主主要体现在选举环节,而全过程人民民主超越了资本主义“非全过程民主”,彻底改变了那种“一次性消费行为”般的民主游戏。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桑玉成介绍,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初稿》中说的“只是让人民每隔几年行使一次,来选举议会制下的阶级统治的工具”,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投票选举和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在选举环节之外以及在选举之后,就没有什么民主的过程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时间上的持续性、内容上的整体性、党政部门的协同性、公民参与的全过程性、多环节的连续性,“所有的重大立法决策都是依照程序、经过民主酝酿,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产生的”,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以及社会主义民主的本意。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最大优势,在于能够更好地贯彻和执行民主集中制这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则,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杨嵘均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原则在新时代的发展和创新,它既是对当今西方国家民主制度和形式的扬弃,也是对以民主集中制为精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和形式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总结。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有利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提升中国人民追求民主政治生活的荣誉感、参与感、获得感、成就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而且有助于在一般意义上拓展民主制度及其实现形式,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发展人类民主政治新形态。

全过程人民民主持续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不断丰富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方式,使各方面制度和国家治理更好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确保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社会、文化各项事务。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张树华看来,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以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民主。发展丰富多样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形式,满足人民群众的发展需求和安全需要,人民群众参与,人民群众监督,实现了民主形式与治理效能的完美结合和有效统一,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显著优势。

准确把握人民民主真谛

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就是在国家治理的各环节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不断丰富广泛商量、汇聚共识、解决现实问题的制度化实践,让人民享有广泛充分、真实具体、有效管用的真正民主过程。

面对西方竞争性政党博弈操纵民意选择,所谓政党民主则异化为权力“下注”游戏与恶斗,根本性地牺牲了人民利益,沦为少数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工具,早已成为西方民主制度最深刻的异化乱象。美国《全球策略信息》杂志华盛顿分社社长威廉·琼斯说:“西方民主制度并不是在退缩,而是在崩溃,且已经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进程中,民主不应成为政治笑话,更不该成为一场政治灾难。然而,以选举政治和多党竞争政治为核心、日益脱离群众核心利益表达的西式民主,日益丧失了为国家未来发展提供保障的功能。

人民民主不能是西方政治过程中行使间歇性投票权的狭义和狭隘的民主,而必须是社会主义民主实践中广泛真实的全过程民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旨在保障人民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实现广泛的权利。张树华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人民民主以“全过程”的程序和形式,保证人民意愿表达的广泛性和真实性,体现人民利益的全局性、长远性和根本性。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回应人民群众诉求和期盼,保证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在实践中有效防止了西式“民主”制度中政客在选举时随意承诺、漫天许愿,选举后抛诸脑后、无动于衷等民主乱象。

民主始终与国家、阶级不可分割,决定并服务于一定经济基础。西方国家把民主、自由、人权等奉为超阶级、超国家、超时空的“普世价值”,本质上还是为资本家集团服务的,一般民众不可能获得真正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人民参与、人民监督、人民享有,是不分民族、性别、种族、职业、出身、教育程度、宗教信仰、财产状况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一种实在的、真诚的、有效的民主。郭广银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强调人民持续参与日常政治生活的全过程,其核心要义是把民主的要求贯穿于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与全部环节,其目标指向在于坚定不移地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全过程、全方位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切实推进重大基础理论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论述,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概括了党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指引,为深化基础理论研究赋予了重大学术使命。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维度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要努力拓展基层民主的发展空间,以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实践深化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涵,以面向实践的研究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桑玉成认为,权力空间、行政空间和社会空间是基层民主发展空间的三个方面。在全过程人民民主视野下,开拓基层民主发展空间要实现三个转向:从社会领域转向政权领域,从乡镇及以下级别转向县级政府层级,从注重权力获得转向“五个民主链条”均衡发展,推动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在基层治理全过程取得实质性进展。

当前,网络政治参与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在网络空间实践的主要形式。杨嵘均建议,发展网络空间全过程人民民主,迫切需要推进网络政治参与的体制机制建设,特别注意克服和纠偏网络政治参与的非理性、非法性、过度性以及无序性等负面影响,加强疏导网络虚拟社群的政治民主实践行为,在价值层面、法律层面、技术层面和实践操作层面开展协同治理。

张树华表示,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以人民为中心、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底色和归依。在新时代,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继续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矢志不渝地奋斗,就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论述,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式民主,让民主之树枝繁叶茂。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和“保证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是检验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绩效、国家治理能力、社会认同共识、人民美好生活、综合国力发展的重要实践维度,无不鲜明指向了党的先进执政理念、有效的中国政府过程、进步的社会制度性质、坚实的人民群众支持,具有真正的硬核力量,真实契合了宏大历史发展规律,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而把握历史规律大势和事业发展主动的时代要求。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历史证明,带领人民打下江山的政党,最有资格书写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历史篇章;带领人民守住江山的政党,最有智慧推进人类制度文明发展的现实创造。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奋进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开辟了“中国之治”的时代新境界,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提供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实践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