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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学研究迎来广阔发展空间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藏智库

 

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各项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更推进中国的藏学研究实现了繁荣发展。广大藏学工作者以丰硕的研究成果助力西藏发展,为建设美丽幸福的新西藏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持。随着我国国家治理水平的不断提高,藏学研究开拓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和发展前景,也将为增进西藏人民福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更多贡献。

党领导藏学事业蓬勃发展

广义的藏学研究,可以理解为一个以研究对象来界定研究范畴的学科。青藏高原独特的自然地理与人文历史环境,造就了藏民族在发展过程中的特有文明形态。这种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创造过程至今还在不断延续,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现实写照。由藏民族创造的文明成果和正在进行的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以及在历史上或当代社会与藏文明密切互动的政治、经济、宗教、族际关系等,都是藏学研究的对象。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藏学研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

西藏和平解放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西藏的政治、经济、社会、文教、卫生、科考等各方面的建设和发展。中国藏学发展开始进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现代藏学时期。中国共产党组建藏学研究机构、领导中国藏学研究事业,以1941年9月成立的延安民族学院藏民文化研究室为开端。1951年成立的中央民族学院和1958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对推动民族问题研究、培养和储备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80年代后,在国家的支持和推动下,中国藏学研究进一步系统深入展开,成为有指导思想、有组织管理、有学科规划的学科体系。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和西藏社会科学院为代表的一大批综合性、专业性藏学研究机构和民间学术团体,相继成立并不断发展壮大。藏学成为中国民族研究领域的“显学”。

20世纪80年代以前,藏学研究中有关宗教、历史、文化的学术成果和文献整理工作占有较大比重,热点集中在党的民族理论和历代中央政府治藏政策、西藏社会历史形态、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侵略、经济建设和文学艺术等方面。据粗略统计,1950—1965年发表的藏学文章约3000篇,发表藏学文章的报刊约80种,出版藏学专著、译著近200部。在这一时期,藏学研究的部分重量级成果酝酿成稿,以内部参考资料的形式在专业机构内部进行学习、交流和修改。

改革开放后,藏学研究事业进入发展快行道。经过40余年的发展,藏学研究机构已经遍及全国20余个省、市、自治区,达100余所;专业研究人员在5000人以上,其中藏族学者约占半数, 已形成一支以党的民族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学科背景多样、梯队结构相对合理的研究队伍。与此同时,涉藏研究成果呈几何级增长,学科类别达到18个大类43个子类。从1980年开始,藏学研究文章数量几乎每年以10%的速度递增。1980—2018年,用汉文在全国各类报刊上发表的藏学研究论文或文章达56700篇,用藏文发表的学术论文近20000篇。藏学研究刊物近40种,其中汉文期刊约占60%,藏文期刊约占40%;若以学科分类,社会科学类占比约为80%。

经过70年的不懈努力,中国的藏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学术发展与社会进步相辅相成,见证了西藏和平解放以来藏族社会发展的辉煌历程。国务院新闻办2000年6月发表的《西藏文化的发展》白皮书和2008年9月发表的《西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白皮书均明确指出,中国的藏学研究已取得很大进展,成为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学科,研究领域涉及藏族及西藏社会发展各个方面,成为服务于国家和全体藏族人民的一项重要事业。

以研究现实问题为发展动力

基础研究是藏学发展的根基,是藏学体系建设的支撑。研究解决涉藏工作的现实问题,是藏学研究的目的,是促进藏学发展繁荣的动力。中国藏学工作者承担着为藏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服务,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重大使命,不仅要从学理角度研究“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还要从社会实践层面研究“怎么办”的问题。这种使命感反映在方法论上,体现为藏学研究领域特殊的问题意识和学术关怀,主要表现在:涉藏问题重大理论研究有所突破;积极关注国家建设和社会稳定的热点问题;方法论上多元视角、多学科融合发展趋势明显。广大学者一方面秉承传统的研究方法,推动微观领域研究细化;另一方面越来越多地吸收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种学科的理论方法,涉及的研究范围更加宽泛,方法论也更加全面和多元化,呈现出综合性特点。

藏学研究对西藏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广泛参与田野调查,发现问题并提供解决方案。注重学术成果的社会效益,为西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是新中国藏学研究的初心和传统。西藏和平解放后,为更多了解实际情况,更好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党和政府特别重视对藏区的实地考察。《十七条协议》签订仅一个月后,当时的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即派出以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李璞为队长的中央文委西藏科学工作综合考察队,着手对西藏各方面情况开展实地调查。20世纪50年代,根据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组织了当时能够集结的科研力量,分3个阶段对藏族农牧区12个点展开社会历史调查,撰写了14份约70万字的调查报告,为党和政府深入了解藏族社会状况、制定治藏方略提供了现实依据。之后,参与实地调查、在田野中发现问题,成为当代藏学工作者开展应用性研究的必要环节。 

二是及时跟进社会重大热点问题,为政策制定建言献策。藏学成为民族研究中的“显学”,不仅是因为藏文明的丰厚遗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是因为西藏人民对追求幸福生活和全面发展的现实需要。进入21世纪,国家做出了促使西藏从基本稳定走向长治久安、与全国人民一道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战略决策。平等和发展的主题,是藏学应用研究和学术发展最迅猛的领域。学者们深入西藏的城镇、乡村和牧场,围绕反贫困问题开展艰苦细致的实地调查,分析探讨西藏经济状况,参与规划经济发展战略,评估各项指标状况,为西藏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脱贫作出了贡献。学界还对西藏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公共基础设施、财政等领域的均等化开展研究,为促进西藏社会和谐与公平发展贡献了智慧。党的十八大和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为西藏的后续发展指明了方向。藏学研究工作者以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为着眼点和着力点,围绕五个文明发展理念,以基础带应用、以应用促基础的科研新路,推动了中国藏学研究在深度、广度和学术关怀上不断发展,取得了更具前瞻性、战略性和可操作性的研究成果。科研工作者的问题意识也从学术实践中得到深化,从而进一步提升了中国藏学研究的水平。

三是参与重大涉藏事务政策咨询,成为国家的思想库和智囊团。随着国家法治化水平和公共事务决策科学化水平的提升,学者参与国家政策制定成为一种常态。藏学研究工作者以深厚的学养为基础,参与涉藏法律法规审读、重要文件起草、党和国家治藏方略解读、西藏发展伟大成就宣传,为国家研判国内外涉藏问题的发展趋势、制定涉藏政策、阐释国家立场提供了学理支撑。近年来,智库建设成为现实问题研究的新机制。科研工作者通过这一平台,以前瞻性的眼光布局工作重点,对政府和公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研究,向相关部门提交各种类型的研究报告,在现实问题和应用研究的针对性与快速反应能力方面有了很大提升。仅中国社会科学院西藏智库成立五年来,已向政府部门提交了数百份要报,有不少获得中央领导同志批示,为国家制定涉藏政策贡献了力量。

四是以基础研究带动国家软实力建设。藏学的基础研究不仅背负着学术责任,它更深刻的意义在于加强国家软实力建设。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涉及文化领导权、话语领导权争夺问题,关系到中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树立正确的历史观,要依靠扎实的基础研究,并通过历史书写与表达影响公众的基本价值取向。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为藏学学科基础性研究成果向应用领域转化提供了极好的契机。

站在涉藏舆论斗争前沿

20世纪的西藏,贯穿着拥护祖国统一与反分裂的斗争。国际社会存在着一些以学术为名、片面解读甚至歪曲藏族历史,特别是在西藏主权归属、民族宗教政策以及人权状况等领域攻击中国的行为。这使得藏学研究领域成为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的前沿。

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在国际反华势力和“藏独”势力的舆论操纵下,以及持“西方中心主义”立场的学术偏见影响下,西方社会对西藏的主权归属产生了质疑。针对这一状况,中国学者以不同专业领域的学术积累为基础,积极参与到维护国家主权这一宏大主题研究中,以系统性和精细化的研究成果,向社会各界展示了西藏主权归属的历史脉络和法理依据。

“藏独”势力是干扰破坏西藏稳定发展的最主要因素。他们通过制造暴力恐怖事件、歪曲历史,谋求分裂中国,破坏民族团结。在“藏独”势力制造暴力事件的同时,达赖喇嘛提出了所谓“中间道路”的政治主张,声称不再谋求“西藏独立”,转而要求实现“高度自治”。通过综合分析“中间道路”的政治主张和观察十四世达赖喇嘛及其流亡分裂集团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实际行为,中国的藏学工作者切实揭露了“中间道路”的虚伪性。

构建所谓“大藏区”和实现“高度自治”,是十四世达赖喇嘛“中间道路”政治主张的核心内容。这个想象中的“大藏区”版图,包括了西藏自治区以及相邻的云南、四川、青海和甘肃四省有藏族分布的地方,约占中国国土的1/4。学者们通过系统梳理藏族人口分布迁徙与历代中央政府行政管辖权的历史发展脉络,有力证明了所谓的“大藏区”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没有现实基础。“中间道路”所主张的“高度自治”,以反对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目的,把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与民族区域自治相对立,否定西藏现行的政治制度。事实上,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单一制国家结构下的一种自治形式,是遵照宪法原则,在充分尊重历史事实,综合考虑政治、经济与现实条件的基础上确立的,其内涵在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中都有明确规定。西藏人民选举出来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各级政府,享有决定西藏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各项事务的充分权利,符合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仅是个理论性问题,更是政治性和实践性问题。藏学研究工作者从法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各个角度分析了十四世达赖喇嘛拼凑的“中间道路”理论体系,厘清了多种复杂的学理概念及其相互关联,批驳纠正了各种错误观念,起到了匡正谬误、正本清源的实际作用。

针对“藏独”势力与西方反华势力对西藏人权和语言、宗教、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的攻击,中国藏学研究者一方面以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为课题,出版发表了诸多有针对性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积极投入到实践工作中去,在藏文古籍整理和文化遗产保护、生态环境治理、语言政策和数字化应用等涉及少数民族权利的各个方面,从多学科角度呈现了西藏发展建设的伟大成就,促进了汉藏及其与其他各民族的相互了解和共同发展。

在长期的学术研究中,中国藏学研究工作者始终为国家的涉藏斗争服务,提供知识储备和学理基础上的支持与咨询,为国家有效开展治边稳藏实践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中央治藏战略服务

在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尤其是藏学研究者,要承担起新使命,聚焦新时代西藏研究的重点领域,以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继续为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服务,为中央的治藏战略服务。

深入研究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问题。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雪域高原落地生根、枝繁叶茂。

深入研究藏传佛教中国化问题。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积极引导其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习近平总书记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宗教工作的成功经验作出的科学论断。只有实现了中国化的宗教,才能在我国社会发展进步中发挥积极作用。

深入开展西藏反分裂斗争问题研究。要通过对反分裂问题的深入研究,加强对群众的教育引导,广泛发动群众参与反分裂斗争,形成维护西藏社会稳定的铜墙铁壁。

深入研究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问题。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密结合西藏实际,立足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这个着眼点和着力点,把握好改善民生、凝聚人心这个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为研究重点,努力实现西藏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深入研究西藏生态文明建设问题。保护好青藏高原生态就是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最大贡献。要守护好西藏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把青藏高原打造成全国乃至国际生态文明高地。

深入开展边境安全与发展问题研究。坚持屯兵与安民并举、固边与兴边并重,加强边境建设,确保边防巩固和边境安全。因此,在助推西藏边境地区乡村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研究西藏边境地区安全与发展问题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深入研究保护发展优秀民族文化的问题。要深入挖掘藏族传统文化在古籍文献、藏医药、绘画、音乐、舞蹈等方面的丰富遗产,推动藏族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促进多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共同构建中华文化共同体。

深入研究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研究。做好西藏工作,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必须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政治建设。研究西藏自治区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有利于加强西藏的政权建设和基层党组织建设,有利于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国西藏研究任重而道远。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已经开启,西藏经济社会发展也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新时代的西藏研究机遇与挑战并存,耕耘和收获同在。我们要发扬“老西藏精神”,不忘初心,奋发图强,以丰硕的成果,奋力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应有的贡献。

(执笔人:卢梅  秦永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