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

◇本报记者  明海英

学人小传

冯天瑜，1942年生，湖北红安人。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长期从事中国文化史及湖北地方史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华文化史》《中华元典精神》《中国文化生成史》《明清文化史札记》《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张之洞评传》《新语探源》《“封建”考论》等。他曾荣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荆楚社科名家”，也是中国图书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汤用彤学术奖、湖北省政府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得主。多项研究成果被译为英、日、西班牙、韩文出版。

2015年以前，记者在学术活动或文物展览上多次遇到冯天瑜。他非常谦逊、随和，曾在会场间隙、展览现场接受记者采访。

2015年，冯天瑜经历了一次大手术，术后一度病危；2016年，他被诊断为癌症，当时医生表示极不乐观。之后的4年多，他多次住院。病床上，他坚持阅读，笔耕不辍，整理出版多部专著。

2021年6月17日，记者拜访冯天瑜时，他从书房缓步踱出。这个他每天伏案工作的书房里，10个大书柜摆满了不靠窗的三面墙。在打开的电脑文档上，记者看到一部正在撰写的《周制与秦制》书稿，当时已有近20万字。为赶在80岁时完稿，冯天瑜每天都工作七八个小时。

交谈中，有出版社打来电话，沟通书稿翻译事宜。记者了解到，2021年1月，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办公室启动本年度项目，冯天瑜的《中国文化元典十讲》《中华文化生态论纲》同时入选，将分别译为德文、英文在海外发行。 

博览少年深受史学熏陶

冯天瑜出身书香之家，父亲冯永轩是史学教授，早年就读武昌高师（武汉大学前身），从学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黄侃，后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第一期，师从梁启超、王国维。从小的家庭文化环境，让冯天瑜较早接触到历史文物，深受史学熏陶。

冯天瑜自幼酷爱文史。小学三年级至高中期间，他随母亲住在湖北省图书馆。省图“住读八年”，博览中外名著，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光。冯天瑜说，尽管以后很少重读这些经典作品，但早年从文史名著获得的中西文化体悟，对后来深入理解历史问题，尤其是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大有助益。

少年时，冯天瑜喜欢阅览游记和地理书，甚至可以随手绘出中国各省区及世界各国的版图轮廓，如数家珍地说出各地面积、人口、简史及国民经济总产值。20世纪80年代，冯天瑜与陪同的外国友人纵谈该国自然、经济，令对方大感惊讶。他表示，地理常识可以使人产生实在的空间感，多读点地理书、游记、笔记小说，熟悉地图，以合古之治史者左图右史”“知人论世”说，体察古事古人如历其境。

看到冯天瑜喜爱文史，父亲冯永轩甚感欣慰。20世纪60年代初期，他连续几个寒暑假给冯天瑜讲授《论语》《孟子》全文和《史记》选篇。“每天晨起，父亲手中从来不持片纸，不仅能够逐句吟诵经典原文，而且背诵程、朱等各类注疏，并联系古今史事，议论纵横。而我则记录不辍。偶尔插问，父亲又申述铺陈。如此，从早到晚，母亲端来的饭菜常常凉了又热，热了又凉。”冯天瑜说，小时候他博览群籍却未能精读，正所谓“好读书而不求甚解”。真正由泛览进而精读，默识深思，是从青年时代开始的，其转折发生在1962—1965年父亲庭训这段时间。当时并未意识到其意义，直至后来走上学术研究道路，才深知其重要。

走入文化史研究的学术人生，用冯天瑜自己的话说是“蓄之久远，发于天然”。20世纪70年代后期，他遇到一次选择专业的机会，调到湖北大学历史系。我30多岁才初入学术门墙，即深感理论思维紧要。读了一些思想史名著，渐渐被《读通鉴论》《明夷待访录》《历史哲学》所吸引。从年轻时一直到现在还经常读。”冯天瑜说，《明夷待访录》的“新民本”观，成为他追考中国思想史的指针；他曾反复精读《历史哲学》，深受其整体史观、辩证史观的启迪。这3本书成为冯天瑜的“看家书”，既“观其大略”，获得关于文化学的理论架构；又采取“多遍读经典、每遍攻克一主题”之法，熟悉其精义。

深入探究中华文化生成机制

从1980年开始，冯天瑜致力于文化史研习。40多年来，他一直把文化生态作为重要切入口。从《中国古文化的奥秘》《中华文化史》到《中国文化生成史》，冯天瑜在不断研究和探索中，对文化史理论与研究方法作出了重大贡献。

冯天瑜认为，文化史不限于个别文化英雄的业绩记述，绝非帝王将相的家谱，而是亿万庶众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中的创造性“共业”。由地理环境—经济土壤—社会组织—政治制度共同合成的深层“文化结构”，是左右历史进程的推动及制约的决定性力量，亦决定了民族国家的集体生存方式。在2021年3月出版的《中华文化生态论纲》中，冯天瑜强调，“人类的生态战略须作路径抉择，应当扬弃直线进化的惯性思维，辩证地综合人类全部生态经验”。

研究中，冯天瑜尤其注意考察推进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他不仅研究文化的“外化过程”“内化过程”，还研究外化过程与内化过程的交相渗透、彼此推引。在重视结构分析，揭示隐蔽在深层的、决定集体生存的结构性力量的同时，冯天瑜丝毫不忽视人的历史主动性，始终坚持运用唯物史观和系统论的方法，综合诠释中华文化特质，以剖析中华文化的内在生成机制。在学术生涯的每个阶段，冯天瑜总是强调将历史信息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致力于说明历史真相和历史规律。张岱年曾称之为对文化史、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贡献”。

始终关心社会现实问题，并从一个长时段提供理论研究的独特价值，是冯氏学术研究的基调。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傅才武对记者说，社会大转型中的文化现代化问题，与历史学和文化史研究命题息息相关，在这一过程中，冯天瑜体现出作为一个学者的理论自觉，既援引时代入学术，又以学术呼应时代急需。

在影响社会文化发展的“多维结构”中，冯天瑜近年来尤重“制度文化”与“生态文化”两个方面的探讨。“周制与秦制”是中国古代史上长期互渗互动的两种国家制度，儒家和法家的学说是这两种国家制度的思想基础。他在编撰中的《周制与秦制》的“题记”中说：“‘周制—秦制’是中国制度史的一对基本范畴，它们在特定的文化生态中生成、演化，并非由某些个人‘顶层设计’左右其兴灭。生态环境于因革间持续维系，三千年周制与两千多年秦制未成明日黄花，若干变异着的要素仍与吾辈共生同行。”其著述目的是：“概述周制、秦制内涵，简析二者的历史功能，及其在现代社会建设中的效应。”此前，冯天瑜曾在《“封建”考论》《中国文化生成史》等著作中略涉此题，然言未尽意，故运用二重证据法及古今中外比较法，续作抉发，以还原两制状貌。这也是冯天瑜目前正全力以赴努力工作的重点。

持续推进区域文化研究

冯天瑜的区域文化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与贺觉非合著《辛亥武昌首义史》。当时，贺觉非交给冯天瑜大量手稿和资料卡片。在认真考订、消化和吸收这些资料的基础上，冯天瑜着重对武昌首义前后一系列似乎已有定论的微观问题，逐一爬梳，重新考证。

“做历史研究，亲临历史现场，对当事人进行访谈，充分搜集口述史材料是非常必要的。他同时提醒我，人是感性的动物，研究一个人物久了，会对这个人物有偏好，研究一个地方久了，便会产生一种乡土情结。因此，在进行史料分析时，要学会排除个人情感因素的影响，不能以今人之好恶来定古人之是非。而应当尽可能广泛占有史料，以中立的态度，公允地立论。”武汉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主任周荣说，在《辛亥武昌首义史》中，冯天瑜以这种态度纠正了不少访谈资料的缺失。

对于史籍记述分歧、学界争论不休的重要史事，冯天瑜进一步缜密考订，提出了诸多有别习惯说法的新结论，其中就包括与合作者贺觉非不同的研究成果：湖北第一个革命团体是吴禄贞主持的花园山聚会，科学补习所只是承其绪的组织；《大江报》时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作者并非詹大悲，而为黄季刚；汉口宝善里机关失事为10月9日，并非10月8日；首义第一枪由程正瀛打响，并非熊秉坤；等等。这些研究结论颇受学界关注。

“学术研究是否步入前沿的两个关键题旨：新材料和新问题。掌握新材料，用以研讨新问题，方得以参与时代学术潮流。”冯天瑜说。他的著述习惯不同于他人，材料搜集、题旨锤炼、结构形成，大多历时较长，一般须数年以上，有的准备工作不下10年。对于所需史料，冯天瑜尽可能做到竭泽而渔，并坚持赋予周密的考证。在史料来源方面，尽可能追寻原始史料；在形式上，不仅包括文字史料，更包括各种承载着丰富历史文化的历史遗物，甚至扩展到亲自采访得到的口述史料；在时间跨度上，力求从源头追溯，不留遗漏；在地域范围上，不仅包括境内的史料，更包括境外各种有价值的史料，只要力所能及，总是不遗余力地追寻。

1996年，冯天瑜赴日本爱知大学（东亚同文书院后身）任专任教授，开始接触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的史料。1998—2001年，他讲学爱知大学，广泛浏览了这批文献并做初步研究，后又在京都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访学，得以浏览包括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在内的相关文献。又与爱知大学刘柏林教授采访多位东亚同文书院在世老校友，获得口述史学材料颇丰，逐步知晓日本明治—大正—昭和年间中国调查实态，渐次了解上述文献的学术价值。

自1996年始，冯天瑜著文《日本“中国学”的启示——访问爱知大学有感》，率先向中国学界介绍东亚同文书院的中国调查，又陆续编纂出版几种调查材料选译本，如《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记录》《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资料选译》等。此外，他还完成了与此有密切关联的其他几种著述，如《“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 年的中国观察》《日本对外扩张的文化渊源》等。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教授周建波表示，冯天瑜在研究东亚同文书院调查资料时，特别关注日本人当年考察中国的动机，并借以反思国内调查研究的开展；重视与文化史相关联的研究。在冯天瑜大力呼吁和积极努力下，有关东亚同文书院资料的整理与研究逐渐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并在基础资料翻译引介方面补充完善，利用调查资料在不同行业、不同区域研究两个方面不断拓展。2015年以来，线装书局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先后影印出版了东亚同文书院编著的《中国省别全志》（50册），由冯天瑜主编的《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手稿丛刊》（200册）和《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手稿丛刊续编》（250册）。这为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之研究提供了便利的资料条件，是冯天瑜对东亚同文书院研究作出的最为重要的贡献。

2017年秋，冯天瑜在病床上构思了《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之研究》一书的详细纲要。经过两年的研究、讨论，几易其稿，该书第一稿于2019年夏完成。2020年，该书获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重大项目立项。冯天瑜强调，发掘、整理、研究东亚同文书院有关文献的意义在于：其一，具体认识近代日本探检中国的用心之深、用力之勤，以引为警示；其二，增进国人对社会调查的重视，期以改变中日间关于国情的信息不对称局面；其三，获取研究清末民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巨量实证性材料，并借鉴其系统、精密的调查方法。

“东亚同文书院的资料尘封已久，但冯天瑜先生通过有限的几次学术交流便能够敏锐地发现其价值，在长达20年期间努力发掘，积极向国内引进，这绝非偶然。”在周建波看来，冯天瑜能够率先发现，并在东亚同文书院调查资料研究领域取得突破，是因为冯天瑜学术视野宽广，善于将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相结合。他践行“二重证据”方法论，长期以来致力于开掘异域史料，故能借“他者”之眼重新审视已有之历史结论。

拓殖“历史文化语义学”研究

冯天瑜治史，一贯奉行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济，力求宏观把握与微观考察的交融互摄。

“先父的治学精神及方法对我日后研究，多有浸润、启迪。先父潜移默化中教给了我考据功力。”冯天瑜回忆道，少时常听父亲提及清人考据繁密，言必求据，如法官审案，孤证不决，务求旁证、反证；从同一源头发展来的一连串证据的母子证，不及来源并列的若干证据的兄弟证有价值等。成年后，他接触过乾嘉学者的论著，从事研究工作后更时常翻检这些书籍。这让他明白，考据精神是全体学者的必修功课，对于史学工作者而言，既以“实录”为治史目标，也就格外需要相当的考据功力。

考察概念的古今转换、中外对接，是冯天瑜长期以来的用心所在。“表达概念的词（字），是语言中有独立意义的微观世界，是文献、文化的缩影。”通过掘发关键词在古今—中外坐标系间的意义演进，以迎接“文化史研究的读词时代”降临。冯天瑜认为，这一“知识考古”，可以帮助我们窥见“前人所没有看到的东西”，汉字文化坚韧的主体性、涵泳万方的包容性和行健不息的生命力，或许可于其间洞若观火。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冯天瑜通过对“革命”“共和”“科学”“文化”“几何”“上帝”等核心术语的辨析，揭示明末以降，特别是清朝民国之际中西日文化交会间的思想因革状态。讲学日本期间，冯天瑜接触到东亚的语言传播问题，开始研究近代新语，并出版《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形成》等著作，以揭示近代以来文化术语在中西日之间的传播路径，展现近代古今中西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会状貌。由此，他致力于探讨“历史文化语义学”的研究模式。

“历史文化语义学”的要义是在概念厘定的基础上更为准确地解释历史；以关键术语和核心概念为关注点，通过概念作历史性考察，探析概念背后蕴藏的丰富历史文化意蕴。傅才武表示，这种语义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融合无间的研究范式，显示了其“有容乃大”的学术气象，在考论关键性术语的古今转换和中西对接中，显示了“一词一世界”的学术张力。

在具体研究中，历史文化语义学分为两种路径，同是这一范式经典之作的《新语探源》与《“封建”考论》分别代表了这两种路径。前者注重一群术语在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面”的展开，通过对近代社会与文化各领域新生术语群的考察，来建构对于近代中国历史文化的认识；后者则强调一个概念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点”的深入，通过对“封建”这个概念作历时性考析，从总体结构上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深刻地阐释了陈寅恪所言的“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的精义。

“封建”本为表述中国古代政制的旧词，意谓“封土建国”“封爵建藩”，近代以前在汉字文化圈诸国（中、越、朝、日）通用，未生异议。19世纪中叶西学东渐以降，中日两国用“封建”一词翻译西洋史学术语feudalism（封土封臣、采邑领主制），衍为一个表述社会形态的新名。此新名的基本内涵仍然与“封建”原义相通。20世纪20年代开始，来自苏俄的“泛化封建”观强势降临，把“以农业为基础的”从秦汉至明清的中国社会视为“封建社会”。自1949年以降，正式颁行的历史学教科书和大多数社会科学论著及整个文化宣传系统皆沿袭此说。

冯天瑜初入学术研究时，也不假思索地运用这种论式。“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在系统阅读经典史学著作后，我对‘泛化封建观’渐生疑窦。思路的整理、明晰化和渐趋深入，得益于和中日师友的切磋。”

《“封建”考论》2006年初版，一年之内连印3次，皆售罄，一时间洛阳纸贵。在吸纳各方见解的基础上，结合自己进一步的史料考析和义理思辨，冯天瑜又对初版修订补充，并于2007年9月出版第2版。不久，该书被选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当代中国学者代表作文库》第一辑。在第2版基础上，冯天瑜作了结构上的归纳调整，内容上亦有所补正充实，于2009年12月完成《“封建”考论》修订版，2010年10月面世。此后又出版了线装书版，至2020年共发行了5版。

《“封建”考论》甫一问世，即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2006年10月，武汉大学召开“‘封建社会’再认识学术讨论会”；2007年10月，北京史学界召开“‘封建’名实问题与马列主义封建观”学术研讨会；2008年12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苏州大学社会学院、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联合举办“封建与封建社会问题”学术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刘志琴曾说，“一本著作连续3年分别在中国的南部、北部和中部地区的文化中心地带引起连锁讨论，在史学界是少有的现象，这本身就说明其影响力非同一般。”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广智表示，《“封建”考论》的学术贡献在于“流行与沿用已久的‘封建论’应当受到质疑，由此而生成的这则‘现代寓言’必须破解，还其本义，这就是该书所要告诉我们的”。

视家藏珍品为天下公器

冯天瑜治学勤奋，凡是认识他的人都耳闻目睹。近年来，冯天瑜承受重疾之苦，依然勤耕而不辍，甚至多次刚下手术台不久，就埋头于书间笔头。

“冯先生特别勤奋，不论在什么样的时空环境中，他都能静思与撰著。”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说，他晚年的大著都是在病房里、病榻上写成的。医生多次宣判他生命的期限，但他似乎无暇消沉悲戚，反而抓紧分分秒秒，专心专意思考理论、历史的问题，一门心思写书。随着一部部深具“问题意识”的高品质专著问世，他的精神与肉体生命得以升华，得以延展，此后病魔竟奇迹般退却。他的老友、山东大学终身教授刘大钧感喟：“这种精义入神之后能产生正能量，化淤克滞，带动元气生发。可谓精义入神以致用也！”

冯天瑜追求学术心无旁骛，在各种荣誉、头衔面前，他总是谦让。20世纪70年代后期，冯天瑜一再拒绝“进京任职”；1984年、1986年两次拒绝担任校长的任命。在湖北大学任教的10余年间，领导曾几次协商让其履校长之职，他却坚辞不受。为此，他给湖北省委书记和省长写信，详细申述了想法，一再声明这种安排是避其所长，用其所短，恳请组织上更换更合适的人选。

“远权贵、拒妄财”是冯家“未成文的家训”。“父母一生清贫自守，淡看金钱，‘有饭吃即可，何必追求多财’是冯家口头禅。”冯天瑜说，家中的衣食非常简朴，工资半数用在购置书籍、古董上。几十年下来，数量可观，且多佳品。“自20世纪50—60年代即有人求购，父亲总以‘非卖品’相应。”冯天瑜告诉记者，2015—2018年，他整理的冯家藏文物图册《冯氏藏墨》《冯氏藏札》《冯氏藏币》经长春出版社出版后，“冯氏三藏”遂渐为人知，内地及香港欲以高价收购者不时与他直接或间接联络，皆被谢绝。

1979年初，冯家将所藏古币全部捐赠武汉师院刚复建的历史系。受父母影响，冯天瑜兄弟坚守“收藏而不贩卖”“取自社会，回馈社会”的冯家原则。2018年，冯氏两代学人将长达半个世纪间收藏的珍品悉数捐出。冯家“以守护文化为职志，视家藏珍品为天下公器”的精神，堪称今世美谈。

由于捐赠的文物和艺术品数量庞大，仅书画就有400多幅，武汉大学特设“冯氏捐藏馆”，并于2018年12月3日举行开馆仪式。开馆仪式上，有地方媒体采访时问：藏品价值多少？记者曾参与报道，至今依然记得，冯天瑜说，他对文物市场知识几近空白，也于此难生兴趣。幼年时，他父亲每有收获，都是为文物的史料价值和艺术魅力欣喜、沉醉。

“今日追忆、揣摩，参照藏品及相关文献提供的线索，每能打开新的认知门径。”冯天瑜说，40多年来，他不时于清夜翻检图籍、把玩藏品，沉醉于历史现场感，在与先贤对话、相与辩难之际，思逸神超，偶尔迸发出意象奇瑰的火花，这无疑成为冯天瑜研习中华文化史的一种知识补充与灵感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