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A08版:A08

弘扬区域文化精神
+推动文化建设高质量发展
——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第十四届学术大会文学与历史学专场综述


■近百位专家学者与会展开研讨交流



■会议现场



■获奖论文颁奖现场


◇刘心怡

2020年12月2日,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苏州大学承办的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第十四届学术大会文学与历史学专场学术活动在苏州举行。近百位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弘扬区域文化精神,推动文化建设高质量发展”的会议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交流。本专场共评出获奖论文38篇,其中一等奖13篇、二等奖25篇。

溯本清源

认识大运河江苏段

重要历史文化地位

江苏是大运河文化、江南文化、长江文化汇聚之地,是大运河的生长原点”,也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示范重点,有着重要的历史文化地位。大运河江苏段自北而南跨越楚汉到吴越不同地域文化,滋养了千年繁华富庶,塑造出楚韵汉风、吴越清风的人文特色。近年来,江苏先后启动实施了大运河历史文化带建设、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等,推动历史文化典籍和文化传统整理、挖掘和研究,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与大运河江苏段的历史文化成为研究热点。

中山大学吴滔认为,充分并实事求是地发掘大运河的历史价值,才能真正推进淮安生态文明建设和城市经济的转型升级,重塑“运河之都”的魅力和活力。吴王夫差开凿邗沟后,这条早期的人工运河并未形成持续性的使用状态。直到隋代开凿后,大运河才具备持续性长距离运输的可能性。随着唐宋经济转型,淮安逐渐成为国家经济命脉上重要物资转运节点。淮安“运河之都”的形成,经历了运道从短距离、局部性到长距离、全国性的转变。隋唐运河的开凿,使淮安城市重心从秦汉时期的古淮阴县向唐宋时期的楚州城东移。明清大运河从东西走向转变为南北走向,又逐步塑造了淮安府城和清江浦互为犄角的“双中心”格局。之后,清江浦逐步超越了淮安府城,且两城周边的王家营、板闸、河下、码头等卫星城镇,分担了部分城市功能,促进了整个城镇群的深度联动。淮安与清江浦、古淮阴城三者之间,既有联动发展,也有此消彼长的区位转移,共同促进了区域文化繁荣。

清江浦在大运河文化中有着重要地位。有学者从清江浦河、清江船厂、清江闸坝、河道管理等方面,论证清江浦镇的兴起与繁荣。还有学者从交通区位或全局因素出发,强调运河交通对于清江浦的重要作用。淮阴师范学院王聪明认为,明清时期运河城镇清江浦是多维化、分层次的。清江浦原为淮河南岸的一条支流,初现于元末以前。明永乐年间,陈瑄疏凿清江浦河,开始为众稔知。此后,这里设置了诸多维持漕运的官僚机构与设施,清江浦逐渐发展为运河沿线的重要城镇。在清江浦河及闸坝、清江造船厂、常盈仓等因素的作用下,清江浦镇逐渐获得了稳定的发展动力,城市经济规模与商业空间逐渐拓展,逐渐具备了提升政治地位的可能性。清江浦河及其闸坝、运口等塑造的交通区位优势,从明初直至晚清,始终贯穿清江浦镇形成与发展的历程。交通区位虽然并非运河城镇兴起与发展的唯一要素,但仍是其首要动力与根本要素。在这种前提之下,其他要素逐渐融入,城镇的经济实力与辐射范围随之增强、扩大,在此基础上带动了区域文化的发展。

中国矿业大学胡其伟从黄运治理的角度阐述了江苏段的重要性。明清两代,国脉系于漕运,治水工程众多,治河、导淮、济运三位一体,其中以治河为要,贯彻时间最长、对环境影响最大的措施即潘季驯“束水攻沙”和靳辅“蓄清敌黄”。至康熙年间,靳辅治河二十余年,以“筑堤塞决,束水攻沙,藉清敌黄”为策,于徐州上下建若干减水坝,分流黄水。北流或归河或归运,南流多经洪泽湖出清口助清敌黄,其继任者多沿用此措施,此举于当时保漕颇有裨益。

鉴古知今

提炼江苏区域

文化精神内涵和标识

区域文化作为一种蕴含着精神标识和思想精髓的力量,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创新提供源头活水。围绕阐发区域文化内涵和时代价值,与会学者对多样态的江苏地域文化进行了多视角的探讨。

一是江苏文学批评的思想传统。中国矿业大学邓心强明晰了江苏古代文学批评发展与演进的因素,并提出自汉魏至清末千余年间,江苏为中国古代贡献了近50位杰出批评家,既有陆机、刘勰、钟嵘这样的文化名流,也有陆厥、颜之推、陈师道、叶梦得这样的批评先贤,他们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繁荣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江苏古代文学批评兴盛的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古代金陵是多个朝代的政治中心,对周边文化形成辐射,感召力极强;江苏各地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江河众多,水文化孕育了江苏文化的包容性与开放性;地理优势促使南北文化融合,对批评家形成吸引力;形成了多个批评世家;书院众多,教育发达,重视人才的栽培。地理上的水文化天然地赋予江苏古代批评家开放和包容的文化心态,古代经济、文化重心向南方转移,以及与周边文化的交流与互动使江苏的文化积淀日益深厚,而教育的发达,批评世家的形成,以及各类典籍的完好保存,都为江苏文学批评的繁荣打下了基础。

二是江苏“戏脉”的传承。中国人民大学朱万曙以江苏与明清戏剧戏曲的发展脉络为主要内容,追溯了江苏“戏脉”的源远流长,分析了江苏在中国“戏脉”绵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江苏地域文化与“戏脉”的关系。他认为,元末明初江苏的戏剧戏曲已经孕育发芽,在整个明代涌现出了许多江苏籍的戏曲作家,明末清初出现了具有显著地域特征的江苏戏曲家创作群体。一些著名文人在进行诗文创作的同时也进行戏曲创作,也是戏曲家,在延续江苏以至中国的“戏脉”中作出了贡献。江苏在中国“戏脉”的绵延发展中起到两个重要的作用:昆曲为后来的戏曲发展奠定了基础;江苏文人为“戏脉”的绵延发展发挥重要的推动和引导作用。明清两代“戏脉”在江苏活跃发展,与当时江苏的经济社会和地域文化发展关系密切,江苏的文化氛围至关重要。总的来说,江苏“戏脉”既是江苏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重要的挖掘和研究价值。

三是“义庄”所蕴含的文化精神。苏州大学王卫平围绕明万历年间苏州人金光裕撰写的《义庄翼》一书探讨分析了义庄研究的价值。从范仲淹创办范氏义庄开始,宗族义庄在中国社会延续了近千年。在此过程中,义庄的数量不断增加,地域扩及全国,功能愈益丰富,义庄理论不断建构、形成、发展。尽管如此,义庄规条章程囿于自身条件,缺少理论层面的系统思考。金光裕在参照范氏义庄的相关规定进行制度设计时,基于自己既有的学养和见识,提出符合所处时代宗法伦理的义庄建设方案,撰写出了《义庄翼》这本专门论述义庄义理的著述。尽管《义庄翼》对后世的影响限于资料难以揣测,但它是迄今所见唯一一部讨论义庄的理论著作,就此而言,其价值不应忽视。《义庄翼》的制度设计与同时代的一些义庄规条具有相通之处,如强调国家义务、重视宗族教化等,这明显是受时代环境影响的结果;同时又有其独到之处,如本庄外庄的设想、管理组织架构、对义庄功能的认识以及祠堂在宗族义庄中心地位的确立等。

四是江苏商帮文化及其价值。南京大学范金民呈现了明清时代江苏商人的风采,总结了江苏商帮的特点。明清时期,江苏有洞庭商帮、句容商帮、海运(苏松太通海)船商、淮扬商帮、常州(无锡)商帮、南京商帮、镇江商帮等。从活动地域来说,江苏商帮善于利用较为优裕便捷的地利优势,以家乡为经营的终点或起点,集中在运河沿线、长江沿线或北洋航线;从经营商品或从事行业来说,善于利用家乡商品生产优势;在经营理念上,求稳求实、不走险棋;从经营方式来说,同全国其他地域一样,采用家族形式;在经营手段上,注重商品与市场信息,把握行情,往往人弃我取、人取我予;能够顺应时势,与时俱进,开拓经营新领域;在经营制度上,较早采用保税制、货款汇划制、标期解送制等,但总体谨慎稳当有余、开拓冒险不足。江苏商人在省域范围的整合程度不够,省内各帮横向联络较少,没有形成一个全省范围的著名商人集团。

坚定自信

充分保护传承发展

江苏区域文化

在文化保护传承发展的过程中,文学和历史学研究可以为其提供滋养和支撑。中国古代学术有文史不分家的优良传统以及共同的研究对象,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民族文化精神的现实大目标之下,从事史学和文学研究的学者可以通过互相合作齐头并进。一方面,努力发掘历史中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同讲好中国故事,为当代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养分。另一方面,做好基础性研究工作,加强对区域文化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通过文学作品更好地了解历史,发挥文学“经世”的价值功能。

一是通过研读经典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南京大学莫砺锋认为,经典文化典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重要的途径就是研读经典。中华古代典籍的思想价值和认知功能历久弥新,是沟通现代人与传统文化最便捷的桥梁,也是让具有其他文化背景的人们了解中华文化的最佳窗口。所以,整理典籍、研究古代典籍记载的文化精神,是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最有效手段。从根本意义上说,古代典籍流传至今的价值并不只是供学者研究,更应该是供大众阅读学习,从而获得文化体验和精神滋养。古籍整理的终极意义在于更好地阐释传统文化的精神,应对中华典籍进行完整细密的文本整理,以及准确可靠的注释和生动灵活的解说,从而将经典名著引入千家万户。同时,应注重文化的转型。苏州大学王尧提出,我们在保持足够文化自信的同时,需要积极地与世界文化对话。当今时代,政治变革、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文化样态,人类普遍面临着机器技术对精神世界的侵蚀、感情表达格式化趋同化、文化的整体性与区域性差异过大等问题。正视和化解传统文化再造中的问题,才能真正完成文化转型。

二是通过文化交流增进文化传播。复旦大学汪涌豪认为,应当加强知识共同体的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人文社会科学是一个彼此联系的整体,有时单一学科的眼光无法弥合分歧,无法彻底解决问题。当前知识发生与传播的方式已发生革命性的改变,各门学科的发展、创新常常需要相邻学科的支持。放到中国语境下,要求中国的知识分子勇担责任,通过有效的学术研究和交流消除误解、增强信任。要正视中国的历史文化与学术传统,将对“他性”的接受与对“自性”的发扬相结合,回应来自“他者”的质疑并更新观念、提升认知,同时又珍视自己的传统,基于对“自性”的体认对“他者”不当的阐释或过度的解读进行纠偏,让中国学术更多更快地走向世界。

三是合理利用资源发展地域文化。南京师范大学朱婧表示,区域文化建设要尽可能调动诸种文化元素进行创造性的构建。以文学为例,文脉传统和作家成长经历决定了区域文化和地域文化对作家的影响,虽然这种影响掺杂了地域的叠合和地域文化的弥散性,但依然以江苏为主体,如江南区域文化对文学作品的影响。要利用国家级文学奖项广泛的影响力宣传江苏区域文化精神,如江苏作家获得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国家大奖的文学作品和区域文化有或显或隐的关系。这其中对于地域文化的强调,使得文学作品成为地域文化的重要承载物,能够作为弘扬区域文化精神,推动江苏文化建设高质量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

开拓创新

数字人文为区域文化研究助力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人文研究的结合,催生了“数字人文”的全新研究范式。数字人文研究是人文研究与数字技术的跨学科结合,推动着区域文化研究向数字化、科学化、实证化方向发展。

一方面,数字人文为文化古籍考究提供便利。复旦大学陈尚君认为,在当今全球化与网络化的国际大环境中,传统学术发生着本质的变化,展示出无限的可开拓空间,学者应积极主动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等有利条件,创造一流的学术。近年来,国家号召整理古籍,传统学术获得新的生机。互联网的普及使得古籍文本阅读发生巨大变化,传统学术如何应对现代科技的便捷与挑战,不同学者可以有不同的思考。实际上,在以文、史、哲、商、法及管理、新闻等为主的现代人文社科学科格局以外,中国传统学术另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其中很大一部分无法为现代学术所覆盖。回顾历史可以看到,西学传入以前的中国固有传统学术,是以四部分类为格局,以修齐治平为目标,以文本解释为重点,以文献会聚与考证为特色的学术工作,绵延了两三千年。

另一方面,数字人文给文学诗词研究带来新技术和新方法。苏州大学付优认为,中国的词论研究从新旧交融走向蓬勃兴盛,研究空间得到较大拓展,文献整理成果突出,理论方法逐渐更新,学术范式不断变革,研究队伍传承有序,形成了稳定成熟的学科体系和研究格局。词论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70年代后期,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被逐步强化,“重思想,轻艺术”的批评取向和“重豪放,轻婉约”的审美标准得以盛行。第二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20世纪末,随着社会文化氛围的繁荣,过分注重社会功能的词学批评标准得到反思与纠正,词学研究重新走上正轨,呈现出复苏并初步繁荣的景象。第三阶段是21世纪初至今,互联网与大数据为词学研究与词学批评提供了新的工具与新的方法,而历史学、传播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介入又极大地扩展了词学批评的视野,词论研究进入了一个多样化的新时期。数字人文技术的飞跃发展,给词学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技术便利,推动了词论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推动了现当代旧体词“入史”“入教”的讨论,推动了词体特征的探索与研究。新时期词学研究如何平衡格局,如何面对数字人文技术的挑战,如何吸收利用海外词学研究的成果,如何与地域、家族、传播相结合,如何立足文本、贴合当代、面向世界、关怀现实,是词学研究者必须承担的学术责任、不能回避的时代命题。

(作者单位: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