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胜湘

目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正值第四次辩论。在第四次辩论还不够充分之时，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即国际关系的融合理论生成。这一趋势体现出非西方与西方之辩，尤其是中国与美国之辩。

国际关系融合理论的概念与内涵。国际关系的融合理论是指由影响国际关系的不同变量融合生成的理论体系，具体包括范式融合理论、文化融合理论和实践融合理论。范式融合是同一文化的理论范式之间由自变量融合生成的国际关系解读方法，如西方国际关系三大理论范式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彼此之间自变量融合生成的自由现实主义、自由建构主义、现实建构主义、分析折中主义等。其优势是克服了范式理论的单一变量缺陷，在不同的变量之间搭建桥梁，其解释范围更广；劣势是缺乏理论范式那样的科学性和精确性，因为变量更多。

文化融合理论是指不同文化之间的国际关系变量融合生成的理论解释体系。如关系理论、道义现实主义、共生制度主义等。关系理论是将中国文化中的“关系”变量植入建构主义，并运用建构主义的立论方式建构。道义现实主义是将中国文化的“道义”变量植入传统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并借助现实主义的理论假设建立起来。共生制度主义是将中国的“共生”变量植入新自由制度主义中，并借助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方法建构而成。

实践融合理论是指融合国际实践中不同变量而生成的理论，是探讨一定时间与场域内的实践中不同变量彼此影响平衡的理论。实践具有不确定性、过程的不可逆性等特点，需要一定的空间场域，并具有一定的知识储备才能完成。实践既能实现权力、制度和文化之间的范式融合，也能实现整体性的关系思维文化和个体性的理性思维文化等之间的文化融合，还能实现表象知识与背景知识的融合等。

国际关系融合理论的生成逻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局限性催生国际关系融合理论。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时空特性，解释的只是一定时期和空间内的事务。国际关系的权力争夺现象给了现实主义生命力，使其长期占据国际关系理论的主导性地位，战争与冷战使其地位进一步加强，二战后的世界一体化和相互依赖现象使现实主义陷入困境。然而，自由主义却因此“复活”，功能主义、新功能主义、新自由主义等成为解释这一现象的主力。世界的发展并不完全像理性主义解释的那样，世界的不同状态有可能是施动者互动建构起来的，建构主义因此有了用武之地。进入21世纪和全球化时代，世界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多元共存和彼此相互依赖的世界，不同文化间的碰撞和交融加快，快速的变化使建构主义陷入迷茫。不仅如此，西方理性思维也陷入困局。世界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思维和解释的局限而需要新的国际关系理论。

然而，世界的发展不断放大这些理论的局限性。这些理论都是西方理性思维文化的产物，解释的是理性主义视角下的世界，其依据是西方的经验和发展逻辑。在世界出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不同文化正以不同方式不断融入现有世界体系，非西方经验对世界的影响也日益增大。当中国越来越融入这个世界，并逐渐走向世界中心时，具有中国特色的“关系”“道义”“共生”和“天下”等整体主义的思维概念对世界的影响不断加深。在西方的权力、制度、文化等概念占据主导地位的背景下，中西方的思维与概念出现互动与交融。显然，理性思维理论解释不了这种文化融合现象。

构建国际关系融合理论的基本路径。构建国际关系融合理论有三条基本路径：嫁接式植入、桥接式杂交和实践式创造。嫁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国际关系理论建构中的嫁接式植入是指将一个文化元素嫁接到不同思维文化体系下已建构的成熟理论体系之中。目前来看，主要是将非西方文化元素植入西方既有的理论范式，如将“关系”道义”“共生”等中国文化元素植入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理论体系之中，建构不同的理论范式。

桥接式杂交是将不同的国际关系概念元素融合在一起建构新的理论体系框架。可以是同一文化概念的融合，如西方文化中的权力与制度融合生成的现实制度主义，权力与文化融合生成的现实建构主义等。

实践式创造是指在学术实践中将国际关系实践中不同的行为方式进行提炼总结，并融合不同的国际关系变量生成的理论体系。既可以是学者将相同文化背景的理论体系进行范式融合，也可以是将不同文化背景的变量元素进行文化融合，还可以是反映学者自身特点的知识融合；或者将范式融合、文化融合和知识融合等结合起来。既可以是嫁接式植入，也可以是桥接式杂交，还可以是学术灵感闪现的任何学术探索实践，这些路径将在学术实践中创建新的理论诠释体系。

国际关系研究路径已出现融合转向，尤其重要的是文化融合与实践融合转向。从解释的范围来看，范式融合优于单一范式，文化融合优于范式融合，实践融合优于文化融合，三种融合方法彼此相互补充。融合方法既可以利用理论，也可以建构理论。范式融合、文化融合与实践融合将是今后国际关系研究的三个基本方向。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