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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视野与现代化多重道路

我发言的题目是“全球视野与现代化多重道路”。这里的“多重道路”是一个“批判的武器”,是针对“单一道路”而言的,所以首先需要说明一下“单一道路”的起源。

现代化,顾名思义,是一个历时性过程,本身具有历史学属性,但现代化研究并非源于史学,甚至可以说不源于任何学科,它是一种国际政策的产物。

二战以后,随着冷战拉开帷幕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争夺新生的40多个前殖民地国家,成为美国世界战略的头等大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指出:“在目前权力两极化的情况下,自由制度在任何地方的失败都是全局的失败。”肯尼迪政府更认为,饱受殖民主义之害、在革命中夺取政权并陷于深度贫困的新生国家,是最有可能接受共产主义的土壤,为此,美国必须展开一场战斗,而且这场战斗要在“生活在村庄里、山岗上的人们的心灵世界中展开,还要靠掌控当地官员的精神和政策来打”,因此需要构建一套对任何地区、任何民族的人民都具有足够吸引力的理论来替代共产主义学说。现代化理论应运而生。现代化理论的主要创始人罗斯托曾任白宫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主任,他的这一身份就是该理论属于意识形态而非学术的标志之一。在联邦资助、企业基金和学术声誉的交互刺激下,上世纪50—60年代,美国一批社会科学学者投入于现代化理论的构建当中。为了实现“拉拢”与“诱惑”的目的,该理论以发达与欠发达的二分法为基础,以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为主轴,以西方国家为范式,为非西方国家描绘了一条标准的现代化之路。该路线以建立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多党竞争代议政治、新教伦理式的世俗文化和契约型市民社会为核心,在力促各国放弃本国传统、改弦更张的同时,把当代美国目为现代化终点,将苏联的现代化丑化为“异端”和“病症”。日本学者清水之久把这套假学术之名的现代化理论称为“肯尼迪—罗斯托路线”,实在是再恰当不过。

“理论先行”,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历史学家紧随其后。他们秉持自19世纪历史学科建立以来一贯奉行的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考察方式,拿各国历史逐一与西方国家对照,专门在“西方有什么,非西方没什么”上做文章,把西方所有而非西方所无的东西一概视为非西方国家的内在缺陷。有人把西方史学家的这种做法喻为一个在路灯下的地面上寻找车钥匙的醉鬼,当警察问他为什么在这里找钥匙时,醉鬼回答:“因为只有这里有光亮。”就是在这种“西方路灯”指引下,现代化史学被引入歧途。

由于西方现代化理论并非以普遍经验为据,既是非历史的,也是非科学的,所以在实践中不断被证伪。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发展越来越不平衡,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持续拉大就是最好的说明。在这种情况下,对西方现代化史观的质疑之声不绝于耳,而其中最具颠覆性的是全球史观。

所谓全球史观,简而言之,就是超越民族国家的狭隘视野,从宏观角度把全球、全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审视的史学方法。

历史唯物主义的全球史观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创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一系列篇章中,马克思恩格斯反复指出,16世纪开始了一个资本主义、现代化、全球化“三位一体”的人类历史新纪元。在这个新纪元,资本连缀起一个现代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每个国家的命运都与其他国家的命运相关联。(恩格斯语)这无非意味着,世界是作为一个整体进入现代化航程的,如果说世界是一个大系统,各国乃是子系统,子系统的运转不可能脱离大系统,同时还彼此之间产生互动。既如此,把单一国家从世界体系中抽离出来谈现代化,本身就是不恰当的。在“三位一体”的现代世界体系中,资本积累是动力,发展不平衡是基本特征,因而在资本链条中的不同位置就成为决定各国命运的关键因素。位置不同会造成现代化的禀赋不同、起点不同、速率不同,甚至在一定阶段的目标也不同,那么他们怎么会遵循同一条道路呢?历史唯物主义的全球史观彻底否定了各国道路同一的可能性,在方法论上动摇了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基础,为现代化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下转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