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在中国的现代化
中国古代虽无哲学之名,却有哲学之实。20世纪伊始,哲学在中国开启了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的历程。这个转型包括三个趋势,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西方哲学处境化。“化”者,彻头彻尾、表里如一之谓也。“三化”的提法会引起很多问题。例如,“经典的”还是“本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化”还是“本土化”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处境化”还是西方本色化”的西方哲学?为了解决争论和问题,首先要从事实出发,进行历史的考察,看一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和西方哲学处境化,是不是现代中国哲学的真实情况。其次,还要看一看,“三化”之间是彼此平行或独立,还是彼此交叉、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
中国哲学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经历了下列四个阶段。首先,自20世纪初到1931年是“三化”肇端阶段。五四运动期间,形成了西学派、保守派和革命派三种基本倾向,三者分别依托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相互论战。其次,20世纪30—40年代“中西马会通”出现新气象。通过“唯物辩证法”论争,哲学界很多人开始认同唯物辩证法是哲学的科学方法,尤其是在1936年共产党人和进步知识分子发起了“新启蒙运动”,旗帜鲜明地把思想上的理性主义、个人生活上的自由解放、政治上的民主主义,与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主义结合起来,最终说服与争得了哲学界和进步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纲领的认同。再次,1949年至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三化”会通趋势基本中断。学界在总结这一阶段的经验教训时,既要看到政治原因,也要看到认识根源,还要看到“中西马”哲学在各自领域内取得的成果。最后,自改革开放以来,“中西马”哲学在各自领域繁荣发展。虽然在学科建设上存在哲学八个二级学科画地为牢、片面强调专业化和技术性造成的研究成果碎片化弊病,但这一阶段继承和发扬了20世纪“中西马”哲学对话与会通的传统。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西比较哲学等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