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敦华

中国古代虽无哲学之名，却有哲学之实。20世纪伊始，哲学在中国开启了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的历程。这个转型包括三个趋势，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西方哲学处境化。“化”者，彻头彻尾、表里如一之谓也。“三化”的提法会引起很多问题。例如，“经典的”还是“本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化”还是“本土化”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处境化”还是西方本色化”的西方哲学？为了解决争论和问题，首先要从事实出发，进行历史的考察，看一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和西方哲学处境化，是不是现代中国哲学的真实情况。其次，还要看一看，“三化”之间是彼此平行或独立，还是彼此交叉、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

中国哲学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经历了下列四个阶段。首先，自20世纪初到1931年是“三化”肇端阶段。五四运动期间，形成了西学派、保守派和革命派三种基本倾向，三者分别依托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相互论战。其次，20世纪30—40年代“中西马会通”出现新气象。通过“唯物辩证法”论争，哲学界很多人开始认同唯物辩证法是哲学的科学方法，尤其是在1936年共产党人和进步知识分子发起了“新启蒙运动”，旗帜鲜明地把思想上的理性主义、个人生活上的自由解放、政治上的民主主义，与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主义结合起来，最终说服与争得了哲学界和进步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纲领的认同。再次，1949年至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三化”会通趋势基本中断。学界在总结这一阶段的经验教训时，既要看到政治原因，也要看到认识根源，还要看到“中西马”哲学在各自领域内取得的成果。最后，自改革开放以来，“中西马”哲学在各自领域繁荣发展。虽然在学科建设上存在哲学八个二级学科画地为牢、片面强调专业化和技术性造成的研究成果碎片化弊病，但这一阶段继承和发扬了20世纪“中西马”哲学对话与会通的传统。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西比较哲学等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

“中西马”哲学的辩证关系，表现为以下五点。第一，既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西哲学对立起来，也不能把中国哲学同西方哲学对立起来，而要把“三化”看作达成矛盾的对立统一所需的中介。在20世纪“三化”的历史过程中，西方哲学一方面与中国哲学长期双向互动，另一方面又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以西方哲学为中介，就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有助于达成“中西马”哲学的辩证统一。第二，把握中国哲学的主体地位和西方哲学作为“他者”二者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他者”实际上是自我的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哲学文化与西方哲学文化的差别与相似之处。面对“他者”这面镜子，过于夸大中国传统的“先天不足”，对树立文化自信、理论自信不利。正确的做法是“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在“同异”和“优劣”之间，达到一个中道，这样才能够真正提升我们哲学的创造力，真正提升我们民族的自信心。第三，须处理好“中西马”哲学共同面临的史论关系问题。哲学史和哲学理论之间至少有四种关系：以论带史；以论代史；以史代论；论从史出。大家都同意史论要结合，关键是怎么结合。无论中外，比较成功的哲学理论基本都是从哲学文本研究、哲学史研究出发，在一个确定的视野中，按照确定的方向，通过确定的方法对史料和文本进行重新解释，从而得出一些新颖的结论。“论从史出”是我们需要提倡和发展的。第四，把握“三化”与全球化之间存在的特殊与普遍的辩证关系。“三化”是在中国特殊条件下发展出的哲学特殊形态，离不开世界学术潮流。如果把传统思想的本位和世界哲学对立起来，那就违反了辩证法。辩证法的精髓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认为共性寓于个性之中，特殊性中含有普遍性。“中西马”哲学不但要在中国本土文化背景中进行融会贯通，还要在世界上与各国哲学交流沟通，使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第五，把握一般哲学与其他学科的互补逻辑。马克思预言：“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再是同其他各特定体系相对的特定体系，而变成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一般哲学不但超越了柏拉图哲学、亚里士多德哲学、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等特定体系的范围，面对世界各国哲学，面对全球化时代的重大问题，还包容了以前不在哲学领域内的问题、领域、学科。当然，一般哲学也不是无所不包、面面俱到，而是重在进行跨学科、交叉学科的思考。应把哲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看作互补性的逻辑关系。特别是，方兴未艾的科学技术革命各个领域，都在呼唤哲学的介入，哲学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需要直接面对社会伦理、生命价值和创造性思维的具体实践问题。处理好哲学与科学技术的关系，用技术去创造，让哲学进行创新，哲学才会有所作为、有所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