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希哲

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人类社会新常态，提升老龄社会的善治水平是一个崭新的全球性战略议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决定“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体现了最高层级的国家意志，凸显了老龄社会治理的重大意义。亟须反思和审视中国老龄社会治理现实和趋向，以凝聚共识、形成合力，积极回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诉求。

凝练老龄社会治理“中国逻辑”

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具有特殊性，我们是老年人口规模最大和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应对老龄化的任务也最繁重和最复杂。过去40多年间，我们完善中国老龄政策主要靠摸着石头过河”和广泛学习西方经验，老龄社会治理体系经历了从无到有、不断改进的过程。然而治理模式有鲜明的国家特征，随着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已很难通过借鉴西方经验来解决我们的现实问题。

与此同时，当代西方治理研究也进入反思期。例如，福山就调整了他在20世纪90年代对特定治理路径的追捧，明确批判现有研究过于关注国家治理方式，忽视了“国家是否有能力治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概念，并持续强调和深化解读。这是我们针对治理话语权体系拿出的“中国方案”，即“治理”不仅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相结合的有机整体，“治理能力”还应成为“治理体系”有效性的判断准则，治理终归是要看效果的。

在此背景下，尽管中国老龄治理仍需不断总结先期老龄化国家经验，但更需要将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与国际社会应对老龄化的普遍性相结合，在深刻立足中国现实的基础上，凝练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中国逻辑”，进而形成老龄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中国方案”。

在夯实“中国优势”基础上

科学诠释“中国逻辑”

发挥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范式优势，强化“一核多元”治理合力。当前西方治理研究较多主张新自由主义下的国家极简主义，使其治理整体性遭遇消解。尽管中国在当代治理实践中充分强调“共治”，但与西方体制下“共治”的“去中心化”不同，中国的“共治”是“有中心”或“有核”的多元化。即高度强调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国家责任，以“一核多元的治理合力”来诠释“共治”，由此最大限度发挥党和政府总揽全局、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平衡短期目标和中长期发展战略的制度优势，夯实治理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新型国家治理范式。得益于此，我们在老龄社会治理中将充分整合治理共同体的能力和资源，有效协调短期目标和中长期战略的均衡，并在应对养老金等复杂议题时具备较大的灵活性和创新可能性。

强化“国家—家庭—社会”均衡的三元治理结构优势。我们正为迈向国家治理现代化而努力，而现代化不仅是技术和市场的产物，也是历史和文化的产物，亟须在解构传统的基础上重新建构尊重中国国情且适应现代化要求的治理模式。家庭作为最具中国特性的本源型传统，重视和支持家庭应当成为中国老龄社会治理的一个重点和特点。西方体制是“身—群”强而“家—国”弱，中国则是“国”最强而“家”次之，“家”的治理被拟制扩大适用于“国”，人们对“家”的感情也同理被衍化投射于“国”，这是中华文明数千年绵延的文化基石之一。中国的人口及相关民生治理格局呈现为“国家—家庭—社会”三元结构，不同于西方以“国家—社会”为主的二元模式，其突出优势在于国家治理获得了更多回旋和缓冲，而免于国家与社会乃至个体直接碰撞。家庭不仅仍是国家治理的微观基础，还消解了西方现代治理结构中政府与社会的对立，政府与社会的互动更多由国家力量所推进，并经常以家庭为中介或缓冲。这种三元结构是中国之治的重要特征之一，也为老龄社会治理提供了优势资源输出。

整合挖掘中国老龄社会治理资源多元化优势。中国的政治体制、人口形态、经济体量、文化传统和家庭模式表现出独有的“中国特征”，其中蕴含多元化的治理资源和工具，为转化为“中国优势”提供了无穷可能性。例如，中国有悠久的“孝亲尊老”文化传统，中国家庭对代际公平的诉求会在消化吸收社会转型成本的同时保持社会稳定，邻里和睦的文化和乡土居住传统也助力了“时间银行”“老伙伴计划”等措施项目的顺利开展。这些传承千年的文化资源将奠定中国式养老的伦理价值基础，极大拓展养老资源乃至应对老龄社会的资源格局。又如，中国的大国优势与区域多样性也将为积极应对老龄化提供宏观战略的施展舞台，为治理腾挪出宝贵的时间与空间，包括形成“用空间换时间”等政策缓冲。

利用时代红利凸显中国老龄社会治理的“后发优势”。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时代遭遇老龄化不同，中国是在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背景下步入老龄社会的，这为我们积极应对老龄化提供了空前契机与资源。传统治理和政策的操作空间在新的社会经济形态和科技环境背景下变得越来越小，必须深化改革不断创新，以在新的时代结构和科学技术框架下挖掘利用老龄社会的潜在机遇、重构老龄社会治理的诸多要件，并推动老年人自身成为老龄社会发展格局中的开拓者和创新者，这也将成为“不分年龄人人共建共治共享”的有力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