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10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产业与区域发展智库在京召开“‘双碳’目标下能源与产业低碳转型”智库专题论坛。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其仔出席会议并致辞。

“应该从认识论、方法论与实践论角度认识气候变化、能源转型、碳中和及其相互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能源经济研究室主任朱彤认为，一方面，气候变化是一个超长周期、多种因素相互作用、高度复杂的系统，全球主要国家纷纷将大幅度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实现碳中和作为追求目标，碳减排已然成为经济活动的现实约束条件。以减碳作为气候变化的应对方略，可以说是人类社会从自身利益出发而做出的选择。另一方面，从方法论和实践论来说，针对气候变化的高度复杂性和人类认识的不完全性特点，碳减排应遵循在“不确定性”中把握“确定性”的方法论原则。根据碳减排的外部性特点，中国应主动推动参与构建碳减排和走向碳中和经济的国际规则与评价标准。

考虑到上述情况，加上气候变化的超长周期特征，朱彤认为，我国未来碳减排应遵循“循序渐进”原则，即根据能源转型的难易进展安排碳减排的方向和节奏，抓住“去碳”技术路径明确、技术已经落地或商业化的确定性行业去推进工作。考虑到温室气体的主体是二氧化碳和甲烷、二氧化碳排放的90%与化石能源利用相关、我国甲烷排放的40%来自煤矿开采（煤层气泄漏和排空）这三个基本数据事实，我国应重点推进如可再生能源发电与供热技术（电气化）、交通电动化、建筑低碳化、植树造林与森林管理提高碳汇等工作。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副院长魏楚提出，作为典型的能源需求大国，我国具有大国能源需求的一般性特征，即需求总量大、供给充足稳定、能源品种多样、体系完整独立、价格稳定可靠、追求安全保障。同时，中国能源需求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一是发展阶段和工业化进程同其他大国存在差异。全球价值链相关研究发现，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会承担“世界工厂”的角色，从而引致隐含能源贸易占比很大。二是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大多油气占比最大，而中国则是煤炭占比最大。三是中国能源消耗呈现微观能效高、宏观能效低的分割特征。四是有别于其他国家企业的单一逐利性特征，我国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往往是供需平衡排在第一位，在节能减排过程中有很多非经济约束条件需要考虑在内等。

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顾阿伦认为，中国提出到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实际上就是要努力实现以温升控制在1.5℃目标为导向的长期深度脱碳转型路径，同时与本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国家建设目标相吻合。根据清华大学团队中国中长期低碳发展战略前期研究成果，中国碳排放问题不仅需要关注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还要关注非二氧化碳气体排放以及碳汇，这些领域同样潜力巨大。能源和经济深度脱碳化变革将改变行业和企业的发展业态，影响企业竞争规则和核心竞争力。因此，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和2060年前碳中和两个目标的对策与措施要统筹布局，超前部署。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的同时，要为2030年之后快速减排做好技术、基础设施、机制和政策等多方面储备，为长期低碳化转型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刘宇运用动态三维一体CGE模型测算显示，虽然任何单一政策情景实现碳中和目标基本上都不可能，但基于政策组合的复合情景结果却令人振奋。从经济影响看，2060年中国GDP累积变化-2.9%至0.7%，GDP的损失在可接受范围内。其中，碳定价、能效和绿色投融资情景强度增加，对经济的负面影响随之加大；而可再生成本和电气化政策强度越大，对经济的正面影响越大。尤其是，高可再生能源与高电气化政策组合存在实现碳中和且对经济还有正面影响的可能，减排效率显著高于其他政策情景。未来，随着“1+N”碳达峰碳中和政策体系逐渐构建，研究可以继续深入行业层面进行政策潜力的异质性分析，以及加入潜在的资源禀赋条件约束来进一步刻画和预测碳中和情景。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内外的60余名科研人员参加论坛。

（郭朝先  胡雨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