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宁（世界史所）

“……我们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

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他在哪里灭亡……”

这是在我儿时母亲经常唱的歌，我也是边听边学会唱的。当时不太理解为什么她如此喜欢这首歌，后来才明白，她是大学毕业后，经组织介绍，由一个交通员带着，几经周折，徒步走到太行山解放区参加革命的，所以她对太行山有着深厚的感情。另外也与她的一段特殊经历有关。

原来，1947年4月1日到1948年4月上旬，她在位于河北涉县西戌的邯郸新华广播电台做了十来天的播音员，后来又做编辑工作。虽然时间不长，但在太行山从事接替陕北台的播音和编辑工作的经历，对她来说，是终生难忘的。她到邯郸台是在我军主动撤离延安后的十几天，离开邯郸台恰好又是我军收复延安前的十几天。这是她1965年在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前身）64级部分同学座谈的手稿中记述的。

1947年春，母亲在太行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先锋剧团参加在河南林县元康的随军演出。3月29日，天刚擦黑的时候，文工团的一位领导突然拿着两封信又急又兴奋地告诉她一个好消息——原来是一封紧急调令。说是当天下午2点，让她“连日彻夜赶到中央局分配工作，务须于三十一日赶到”。当时算时间，只有整整两天。走大路要350里，走山路也要200里出头。山路虽难行，日夜兼程，也许不会太延误。经领导同志决定，走山路。文工团对她接受的新任务十分重视，特意派一位同志带枪护送，还拨了一匹马驮行李。

他们第一天走了90多里，第二天赶了70里，有50里路是布满鹅卵石的干河沟，后边老有一只狼远远地跟着。他们31日晚赶到一个小村庄，住了一夜。次日拂晓又起身赶路，翻过一座大山，中午11点多才赶到晋冀鲁豫中央局所在地武安县的冶陶镇。

母亲一路上都不知道调她去做什么工作。到了中央局宣传部以后，才被告知是调到邯郸新华广播电台做陕北台的播音员。她回忆当时的情景：“时任晋冀鲁豫《人民日报》总编辑吴敏同志对我说，‘中央对于这个电台的建设非常重视’，并说，‘这是历史上的伟大任务。’”

母亲是东北人，她觉得自己“4”和“10”的发音分不清，而且声音比较低，担心干不好播音工作。但她后来说，“当时一想到中央对接替陕北台广播的工作十分重视，迫切需要播音员，又是‘历史上的伟大任务’，就想无论如何也要接受这个任务，不考虑个人的问题”。 

当天下午，母亲便从中央局所在地冶陶动身，傍晚到达涉县西戌的沙河村——邯郸新华广播电台所在地，这是处在丘陵地带的一个百十户人家的小村庄。

母亲后来跟我说，“当晚，常振玉台长带我参观电台的发电机和播音室。发电机安装在老百姓家中，机器仅占一平方米。演播文艺节目的大播音室设在一个四合院的正房，南屋是监听室。院背后土山崖上有两间土窑洞，一间用于播新闻，一间放着从敌人手里缴来的、经王士光同志之手改装的发射机（现收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大播音室四壁挂满白色软毡，屋顶是皱褶土布，地上铺了旧地毯。门框、门缝都钉满了毡条，里面有架旧钢琴，一个立式话筒。播音桌上有唱机、唱片。由于我一直在前线，看到这些‘设备’，觉得有点‘奢侈’。然而，就是凭着这些简陋的设备，邯郸台在太行的山区里，接替了陕北台的播音工作。”

据母亲回忆，当时邯郸台的编播人员仅十几人，延安的编播人员还没有到，这些人担负起了陕北和邯郸两个电台的编播工作。刚播音时，她一拿到稿子就紧张，老觉得读不准。播新闻前准备时，请教了老播音员，也翻阅了字典，可到播音室一坐下，脑子、眼睛、舌头好像都不听使唤。播音一次，像过一次考试。播了10来天，由于母亲声音太粗，远处听不清楚，不适于播音，便结束了播音工作，开始学习编辑新闻和文艺稿件。

有几件事，令她记忆犹新。一件是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等参观电台，那是在她到电台工作一个月后的5月下旬。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滕代远副司令员等到邯郸电台参观慰问，陪同的是时任新华总社社长廖承志和电台编辑部负责人梅益、陕北台编辑部主任温济泽等人。“从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的讲话中，我们得知党中央希望邯郸台和其他地区的电台增加播出时间，加强宣传。他们还指示，‘希望你们好好工作，保证部队每天收听到你们的声音’。我们从领导的谈话中了解到，前线解放军部队了解战争形势和中央对局势的看法主要就是靠听广播。我们在山沟里不知道外边听众的反应，领导们的一席话，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

“刘司令员等人这次参观，既是慰问，也是辞行”，她后来写道，“刘邓大军南下后，邯郸台开办了对解放军的广播，每天上午从7点到8点半，内容包括鼓舞我军士气的战斗故事、军属家信、大练兵、支前消息等。”据母亲说，这是我们人民广播系统最早开办的军事广播节目。

另一件令她难以忘怀的是人民广播史上第一台文艺节目实况广播。那是在1947年10月30日，陕北台为纪念冼星海逝世两周年，中央乐团、新华总社、陕北台、邯郸台四个单位在广播中演出了《黄河大合唱》。女声独唱是播音组长孟启予，男声独唱是夏青，齐越则负责朗诵。因为中央乐团离电台30多里地，当时没有汽车，要扛着大提琴往返走几十里路，加之几十个人一起演出，条件有限，只排练一次就播出了。由于没有经验，虽然有些瑕疵，但所有参加的人都很兴奋，全力投入，结果还是比较圆满的。

母亲很喜欢看书，所以家里有很多书，记得我小时候看到过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王贵与李香香》等。后来才知道，这是邯郸台文艺节目中选播过的。她还教我唱过《夫妻识字》《兄妹开荒》。我后来才知道，这也是他们当年在邯郸台播出过的节目。母亲喜欢音乐，还会唱很多革命歌曲，这可能与当年为了鼓舞前方军人士气，在广播中教唱歌不无关系。

母亲曾说，他们还播过记录王震突围的通讯《无敌的英雄们》、配合刘邓大军南下编写的革命故事《刘伯承将军》、朱穆之写的《记石寸金》（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劳模）。我军挺进大别山时，播过王匡写的《南征散记》；我军挺进豫北后，播过黎辛写的《西瓜兄弟》。

总之，她在邯郸台工作的这一年，虽然辛苦，但很快乐。她说，“为了在短时间内突击完成接替陕北台的播音任务，台里许多机务人员经常是一天工作22个小时；伙房一天开4、5顿饭。台里从上到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作风，共同奋战，表现出高昂的革命热情，村里的群众也给予了大力支持”。

这段难忘的经历，一直激励她后来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其中包括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一丝不苟，为党和国家努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