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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推进区域治理现代化
——江苏省社科界第十四届学术大会经济学与管理学专场、政治学与法学专场综述


■会议现场主办方/供图



◇王曦

2020年12月,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第十四届学术大会经济学与管理学专场、政治学与法学专场先后在常熟理工学院和江苏师范大学举行。两场会议主题分别聚焦“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推进区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专家主旨演讲、分论坛研讨等形式交流最新学术成果,将理论研究与决策咨询有机结合,重点探讨学科前沿、实践前沿问题,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进区域治理现代化建言献策。

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

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全球市场萎缩、国际经济大循环动能弱化的宏观背景下,如何处理好开放和自主的关系,在努力打通国际循环的同时进一步畅通国内大循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实现更高程度对外开放,既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实践问题,也是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面临的重大理论课题。在经济学与管理学专场研讨中,与会学者普遍认为,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准确把握新发展格局的丰富内涵,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会议提出,首先要以宏观全局视野准确把握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的内涵要求。《新华文摘》李朱认为,正确认识和把握新发展阶段的经济政策,要把握紧密关联的六个要点:正确认识新发展理念、正确认识推动高质量发展、正确认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确认识新发展格局、正确认识统筹发展和安全、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实践层面,江苏作为沿海发达省份,2020年经济总量跃上10万亿元台阶,市场主体超过1100万户,制造业规模大、对外开放程度高、科技创新能力强,在全国改革发展大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要抓住区域协调发展、城镇化、科技创新、新型消费、自贸区建设等关键领域,提供高质量供给、培育新型消费、推进高水平开放。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我国大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构建起优势互补的区域高质量发展格局。优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必须构建科学合理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支撑体系。《群众》杂志社李程骅表示,长三角是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江苏作为重要支撑,必须具备更高的区域发展能级、更强的创新发展能力。要坚持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之路,更大力度融合江南江北、联动沿江沿海、统筹陆地海洋,做优沿江、沿海、沿大运河、沿东陇海线生产力布局,做深做实苏锡常、宁镇扬一体化发展和锡常泰、苏通跨江融合,加快推进省内全域一体化,全方位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和国内大循环。

谈及“十四五”期间及更长远的江苏空间发展趋向,李程骅认为,应优化苏锡常都市圈及环太湖地区空间布局,对接长三角龙头上海,建设沪宁合科创走廊、环太湖绿色科创走廊;实现宁镇扬都市圈与北沿江联动,促进苏中及苏北部分地区协同发展,增强北沿江地区内部及其与南沿江、沿海和苏北地区发展的协同性,形成支撑江苏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区域新布局;把握“沪苏通”带动沿海发展新机遇,重塑江苏陆海统筹新格局;做实东陇海和徐宿淮盐新型城镇带,构建支撑苏北高质量发展V型空间结构;高标准规划建设大运河绿色城镇带,打造江苏标志性生态经济示范区。

在推进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城乡关系不协调及农业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突出短板。苏州科技大学陈俊梁认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应实施差异化策略,使不同地区能够发挥各自优势、整合区域力量,切实做到协同发展。要基于省市区域特色和发展特点,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发挥出各乡村地区的比较优势。

实现更加平衡的城镇化

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

城镇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轴,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既有的城镇化发展过程越来越呈现出城乡不平衡、土地浪费、城市治理压力、生态环境破坏等一系列问题。这些经济社会问题不仅制约了城镇化自身的进一步推进,还制约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提升。与会学者提出,实现更加平衡的城镇化,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是未来城镇化的方向。

复旦大学任远提出,实现更加平衡的城镇化,必须缓解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和福利差距,努力实现城乡发展水平的均衡;破除城乡之间的流动性壁垒,加强城乡的开放性和流动性,使市场机制能够更好地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构造双向性的城乡关系,改变城市偏向和城市中心的城镇化模式,促进城镇和乡村共同发展和循环进步。通过推动城乡整体发展,实现乡村部门和城镇部门的共同繁荣,乡村和城镇共同对接现代社会,并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现代乡村和现代城市。而要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则需要实施一系列制度改革,包括产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农地制度、城市户籍制度等改革。城镇化不仅需要城镇部门的改革,也需要乡村部门的制度改革,通过城乡联动更好发挥改革的效果。中国未来的城镇化发展中,政府力量、企业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充分整合会表现得更加明显,这种内在整合需要在法治的框架下运行。因此,中国未来的城镇化也离不开治理体系的建设。

着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经济社会发展范式的快速迭代、知识和技术的跨界搜寻、数据要素的价值赋能、创新资源的全球流通和配置,无不彰显出科技创新的战略意义和引领作用。与会学者提出,对于江苏而言,科技创新是深入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及创建科技强省的核心动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是江苏在致力于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目标过程中的关键支撑和主要着力点。

江苏省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胡峰认为,当前江苏仍有许多亟待突破的“能力短板”:一是制约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仍然存在;二是科教资源与地方经济结合不够紧密;三是激励创新创业的环境氛围不够浓厚;四是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状况依然严重。上述短板的改善,有赖于以科技商业模式完善科技体制改革,通过多主体协同打通成果转化通道,在推动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中打造更好的创新生态,以关键技术突破降低科技安全风险。提高科技创新能力需要有更加开放的经济社会环境。

苏州大学王俊以苏州自贸片区为例分析提出,苏州自贸片区的功能定位是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产业园区,打造全方位开放高地、国际化创新高地、高端化产业高地、现代化治理高地。挂牌一年来,片区以占全国自贸区2.78%的面积,贡献了全国自贸区7.9%的实际使用外资和11.2%的进出口总额。但同时,也面临着一些现实问题,如制度创新呈现碎片化、发展观念和建设水平亟待提升、体制机制保障不足、部门协调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有待健全、各种要素的集聚度不够等。为此,需要通过改革打破部门壁垒,以需求为导向,从基层发现问题并创新解决。

迈向均衡消费

拉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把握消费发展变化趋势、发挥消费作用、拓展消费新市场、发展新型消费,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尤为重要。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的演进和经济发展理念、国家发展战略、经济增长模式、对外贸易政策的变化,我国居民的消费空间从农村为主到城镇为主向城乡协调转变,消费结构从物质为主到物质与服务并重向以服务为主转变,消费层次从数量不足到数量扩张向追求质量转变,消费时间从近期消费到远期消费向跨期均衡消费转变,消费市场从以国内市场为主向国内国外两个市场融合互济转变。

扬州大学朱高林认为,迈向均衡消费新阶段,要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顺应消费发展新趋势,补齐农村消费短板,扩大服务供给数量和质量,助力产品质量升级,提振消费者信心,实现从“全球卖”到“全球买”的转变。要打通横亘在不同生产部门、不同消费空间、不同商品市场之间的制度壁垒,促进要素流、商品流、信息流自由流动,实现生产者自由生产,商品自由流动,消费者自由配置,进而达到城乡均衡、结构均衡、层次均衡、跨期均衡、市场均衡,整个社会处于均衡消费状态,使实际消费水平达到潜在消费水平。

完善制度和机制建设

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事关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大全局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忠从制度建设的层面总结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他提出,国家竞争的实质是国家治理能力的竞争,国家治理能力竞争的实质是制度的竞争,中国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党内法规制度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依托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党内法规制度凝聚着治党经验,蕴含着执政规律,是立党管党治党的重要法宝,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

复旦大学竺乾威论述了国家治理的三种机制及挑战。他认为,国家治理的主要机制包括组织机制、制度机制、价值机制三种机制,这三种机制对应国家治理涉及的三个基本问题,即谁来治理、如何治理以及治理的评价标准。他提出,当前国家治理面临的主要挑战在组织机制层面是如何处理集中与分散、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政治与行动的统一问题,在制度层面是如何把现有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能力,在价值机制层面是如何建立起一种共同的价值观体系来引领治理主体。据此,国家治理在实践中要强调组织机制、制度机制、价值机制三种机制的互动,把握公共管理的发展趋势,提升治理能力,创造公众参与、政民互信的社会共同价值机制。

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方面,学者从不同角度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南京师范大学邱实从“职责同构”的概念出发,论述了如何加快中国政府职责体系建设。他认为,“职责同构”一直贯穿于政府职责体系的构建进程中,如何处理“职责同构”问题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的关键要素。可通过建立“伙伴型”政府间关系,增强政府职责体系构建的相容性,并通过建立政府职责协调机构(小组)来协调保障政府职责体系的运行机制。在“同构”优化的视阈下,政府职责体系构建的要点在于政府职责体系建设的长期性与整体性、政府职责的匹配性与外溢性、政府职责配置表的建立等。泰州市委党校于江则探索了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社会治理新路径、新目标。他认为,当前我国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如社会治理的多元价值难以整合、社会治理的群体共识难以形成、治理中“信息孤岛”难以消除、传统官僚主义思想难以根除等。现实的建设路径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发挥民主协商的优势、突出科技的支撑作用、加强共同体制度创设,最终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

通过案例研究分析

总结区域治理有效经验

区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区域层面的落实和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区域发展的集中体现。当前,我国许多地区正处于城乡关系重构、产业深度调整、区域布局优化的关键阶段,发展中的一些问题暴露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的薄弱点。加快构建符合实际、系统完备、运行有效的区域治理制度体系,是一项迫切的任务。

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与会学者各抒己见。江苏师范大学徐晓光提出,江苏、贵州等省的治理经验表明,区域治理不仅要注重继承优秀传统经验,还要注重总结提炼区域治理的现代经验,形成区域治理的现代思路。在政府层面的政策措施上,要完善治理基础,加强政府指导,注重复合治理,吸取群众智慧,采取现代技术,务求取得实效。江苏师范大学康彩霞分析了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中的主体构建问题并指出,目前我国农村社区治理的主体包括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村委会、社会组织以及农民,但党领导下的多元主体参与农村社区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实现低成本、高效益的协同治理,各主体应当依据以人为本、依法治理、“互联网+”、融合共享和公平正义等原则,扬长避短,不断提升自身的治理能力,并形成合力有效促进各主体的融合共享、互相协作。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武小龙则分析了当前我国城市网格化管理的运行机制和存在问题,提出城市网格化管理的完善对策。他认为,要推进“单一行政控制”向“多元策略协同”的治理路径转型,推动治理目标由“社会管控”转向“社会服务”,治理方案由“网格化管理”过渡到“网络化治理”。

在提升区域治理能力方面,南京农业大学于水重点研究了如何提升江苏民生治理能力。他认为,当前江苏民生建设已处于由丰衣足食的生存型、发展型阶段向注重生活质量、生命质量与生存质量的共享型阶段迈进。提升江苏民生治理能力,需要把握社会发展的阶段特征,提高应急处理能力、抓落实能力、调查研究能力、科学决策能力、改革攻坚能力和群众工作能力。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陈沛然以南京市江宁区为例研究了农村公共服务社区化问题,提出了“互构社区化”的新型治理思路。他认为,可以从政府、社区、居民三方面入手,营造多元参与的公共服务氛围,以社会组织为支点、以社会资源为支撑,推动农村公共服务“社区化”运转。江苏师范大学刘泽照则以徐州市为例研究了区域治理中的政府效能与改革路径等问题,提出了政府效能提升的改进路径,包括理顺部门职能、强化整体配置,聚焦民生与社会发展、强塑服务型公共理念,加强精准培训、提高公务人员综合能力,推动效能建设系统化、系列化升级等。

结合社会热点问题

深入研究区域治理

关于全球疫情背景下公共危机治理问题。南京农业大学范虹珏基于政社互动的视角,提出构建政社良性互动的疫情治理模式的对策,包括提升防疫效能、增强社会自治功能、构建协同共治格局等。淮阴师范学院张玉磊认为,公共危机越来越具有复杂的跨界属性,需要形成跨界公共危机治理组织网络,通过树立合作治理理念、加强府际协同、整合公私合作网络、完善制度保障体系等措施来促进该网络的建构。淮阴师范学院姜卫玲以“互动仪式链”理论为研究视角,分析了突发公共事件中的情感动力机制,研究表明随着“互动仪式链”的生成与演变,情感在“互动仪式”这一“变压器”中得到持续转化与不断加强,因此在突发公共事件中,情感动力机制能够构建公共话题领域。

关于信息化背景下网络空间治理问题。南通大学唐庆鹏认为,网络空间国际合作可以使各国更为有效地应对网络空间政治安全威胁,降低网络空间政治安全治理成本,从而增进网络空间政治利益。中国应以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着力点,消减国际合作脆弱性,不断扩大网络空间政治安全国际合作的“朋友圈”。

关于社会治理的法治化问题。江苏财会职业学院王珺认为,当前我国市域社会治理的法治化程度有待提高,其主要原因在于立法尚不完善、法治思维相对薄弱、执法监督有待加强等。他认为,可以通过制定科学、民主的立法程序和实施程序,建设法律规范体系,统筹整合社会治理力量、探索构建四级社会治理体系,建立健全法治监督网络、完善法治监督程序等措施来推动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化。宿迁学院宋继碧认为,应推动环境伦理在乡村生态振兴中的法律化和民主化,建立“软硬兼施”的混合型乡村生态环境法律规范体系,实现乡村环境执法主体建设与公众合理环境利益诉求机制在程序设计上的弥合。三江学院邬小丽研究了平台多元化视阈下网络餐饮配送服务的民法规制完善问题,她认为,随着平台经济的不断演进,餐饮外卖平台身份多元化,引发了法律适用困境。“一揽子”平台服务合同中的平台经营者既不能用“网络交易平台”概括,也不完全适用《电子商务法》中关于“平台经营者”的规定。对此,可以考虑配送平台承揽运送人的基本定位,同时考虑“算法”介入后该平台由承揽运送人转变为承运人的可能性,在理论层面实现司法解释的自洽,在实际层面更符合餐饮外卖配送平台运营情况。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