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乃涛

当前，人们生活在一个“数字化世界”，每天接收海量的数据信息，如何接收、分辨、发布数据信息已经成为个体实现数字化生存的基本能力。然而，由于个体的差异性，不同人群的数字生存能力有所不同。早在21世纪初期，美国学者马克·普伦斯基（Marc Prensky）就用“数字移民”（Digital Immigrants）和“数字原住民”（Digital Natives）来描述网络时代不同个体的生存状态。其中，数字移民指的是在网络时代来临之前就成长起来的人们，数字原住民指的是在网络时代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数字移民与数字原住民最大的区别在于，成长环境是否受到了网络环境的影响，以及是否具备数字信息的处理能力。当然，对于数字移民的特性、数字移民与数字原住民的区别甚至数字移民存在的真实性等问题，学界一直争议不断。

数字移民概念的由来与争议

作为数字移民概念的提出者，马克·普伦斯基对数字移民和数字原住民的区分，主要以个体出生年代和对数字信息的熟知程度为标准。在他看来，数字原住民是指出生在数字技术时代，并能够灵活使用新兴数字技术的人；而数字移民则是指出生在数字技术时代之前，对数字技术学习不畅的人。数字移民与数字原住民在数字认知层面存在差异：数字原住民可以迅速接收信息，擅长多任务处理模式，偏好即时性任务，将网络信息作为第一手段；相对而言，数字移民在信息查询和信息处理上更倾向于采用传统方式，而不是将网络等数字手段作为第一选择。当然，也有研究者提出，数字移民并没有在多任务处理上明显优于数字原住民，数字原住民和数字移民在学习风格上不存在群体性差异。事实上，对于数字移民与数字原住民的划分标准大体有以下三种。

第一，以年龄为视角。这一划分的主要依据是，不同群体在接触和使用数字媒体和互联网时间的先后，会影响其对数字信息的认知和处理能力。有学者将出生在1980年以前的人认定为数字移民，其依据是这些人在童年时期没有使用过电脑等数字媒体。当然，不同研究者在认定年龄阈值时也存在差异。这种单一维度的简单分类引发了不少争议，受限于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和个体认知风格差异，以年龄为标准区分出的数字移民与数字原住民在现实中的差异性并不显著。因此，在后续的研究中，单一标准的划分逐渐被摒弃，出现了以综合因素为视角的划分标准。

第二，以综合因素为视角，综合年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教育状况等多方面因素。有研究者提出，在通信基础设施完善和互联网普及度高的地区，居民的信息素养整体较好。也就是说，区分数字移民与数字原住民的边界具有不确定性，需要根据不同地域的不同群体来具体分析。

第三，以融合贯通为视角，即数字移民与数字原住民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有研究发现，并不是所有的数字原住民都能够展示出较为娴熟的数字处理能力。有研究者提出了“数字熔炉”（digital melting pot）的隐喻，来强调数字移民与数字原住民是整合的概念，而非单纯的割裂的状态。

基于以上争议，笔者更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即区分数字移民和数字原住民需要考量多方面的综合因素，不能做简单化处理。

反思数字移民的技术路径

数字移民产生的背景是新媒体和互联网的应用。站在技术发展史的角度，数字移民的产生有其必然性。技术更迭推进了人群的分化，而不同技术对不同人群学习成本的要求不尽相同，会进一步加剧这种分化。因此，我们从以下两点来分析数字移民的现象。

一是技术发展与技术更迭。20世纪60年代，随着计算机在工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中的普遍应用，信息化成为世界发展的潮流。相较于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的蒸汽时代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电气时代，这次计算机革命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思维观念的影响更加深入，人类由此开启了数字化时代。数字移民的出现，实际上代表着技术更迭的速度在加快，对生存在数字化时代的个体的要求在提升。按照当下技术发展与技术更迭的态势，我们甚至可以预测：在不远的将来，类似于数字移民的现象会更加突出。

二是新技术的学习成本。每一次技术更迭带来的直接问题就是个体需要重新适应新技术带来的变化。但是，不同群体对新技术的学习和适应存在着差异。在数字化时代，新技术的发展呈现出智能化的趋势，对个体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个体学习新技术的成本在不断增加。这里的学习成本既包括个体学习新技术付出的金钱、时间、精力等显性成本，也包括机会、条件等隐性成本。因此，新技术的学习成本越高，不同群体在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上的差异性就会越大，出现群体分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可以说，不断提升的新技术学习成本，催生了数字移民。

厘清数字移民的文化路径

对数字移民带来的社会影响，我们可以从文化的角度进行阐释。美国社会学家米德（M.Mead）将人类的文化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其中，后喻文化是指年轻一代占据了文化的主体，老一代人需要向年轻一代学习和适应文化的发展。从某种意义来说，数字移民就是后喻文化的体现。数字文化呈现出从数字原住民向数字移民传递的趋势。正如在“后喻文化”时代，年轻人向老一代人发出的挑战书：“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是年轻的，而你却从未年轻过，并且永远不可能再年轻。”生存在数字化时代，数字移民同样面临着这一现实压力。从文化的视角分析数字移民的问题，需要关注以下两点问题。

一是正视数字移民的文化适应问题。认知风格和学习能力的差异只是数字移民与数字原住民的表面问题，文化差异才是根本问题。在数字化时代，以数字原住民为代表的文化成为主流文化，而数字移民所代表的文化容易被忽略。正视数字移民的文化适应问题，是帮助数字移民更好地在数字化时代生存的前提和必要条件。

二是关注数字移民的教育问题。如何弥补数字移民与数字原住民之间的“数字鸿沟”和文化差异，成为数字化时代的重要问题。事实上，技术发展并不会直接引发教育变革，教育变革需要教育者和学习者转变观念与认知方式。终身教育的理念启示我们，要摒弃传统教育只关注学龄段儿童的旧教育观念。在数字化时代，开展面向全年龄段的技术教育是十分必要的。更好发挥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作用，教育资源适当向欠发达地区倾斜，或许可以弥补数字移民的“先天不足”。

总之，数字移民的出现是数字化时代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如何处理好数字移民与数字原住民的差异，既是学术问题也是现实问题，需要从技术与文化的角度进行综合考量。随着数字反哺、代际学习等新学习观念的逐渐普及，解决数字移民与数字原住民之间的“数字鸿沟”的技术手段愈加丰富。与此同时，数字移民与数字原住民背后所代表的不同文化的冲突与整合，也应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代际之间的“数字鸿沟”终将跨越，但新技术应用所带来的人群、地域的差异总会存在。解决好数字移民的相关问题，既是面向当下的现实难题，也是面向未来的可取经验。

（本文系广东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研究项目（德育专项）“大数据时代中小学德育工作或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应对研究”（2018JKDY2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移民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