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婷  洪认清

中国共产党善于从历史中总结与继承宝贵的文化遗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业遗产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受到重视。1955年“整理祖国农业遗产”作为国家任务正式启动，在“整理祖国农业遗产”的旗帜下，新中国十七年时期在农业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国农史专题研究、农民生产经验总结、农家品种调查搜集整理等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积累了宝贵经验，值得全面系统的总结。

正式启动整理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农业遗产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受到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号召农业科学工作者在学习苏联及各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和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也大力发掘和发展祖国劳动人民创造的农业科学遗产。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将相关决议以草案形式发给各级党委试行，1953年2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提出“实行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要求。“精耕细作”是对中国传统农业技术优良传统的高度概括。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的农史研究复苏。1952年11月，西北农学院在农学家、农史学家辛树帜的倡议下，创立古农学研究小组。该小组汇聚了辛树帜、石声汉、夏纬瑛等一批专家学者，集中力量从事古代农业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这一时期更为重要的研究机构是由金陵大学农学院、南京大学农学院和浙江大学农学院部分系科合并而成的南京农学院。该院院长金善宝十分注重农学遗产的整理与研究，他决定恢复金陵大学时期的农史资料整理研究工作，并于1954年4月设法将著名农史学家万国鼎从河南调入南京农学院，负责农史资料的整理与研究等事宜。早在1924年，万国鼎等学者就在金陵大学从事农学遗产的搜集与整理工作，到1937年，他们辑录古书中的农史资料达3000万字。抗战爆发后，这一工作被迫停顿。1954年，万国鼎回归母校农史研究队伍。1954年6月，万国鼎拟定《中国农业史料整理研究工作计划草案》，并于1955年2月撰写《整理祖国农学遗产工作计划草案》，提出了整理研究农业古籍的宏大愿景。1954年，高等教育部、农业部、林业部召开第二次全国高等农林教育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强调农林院校要注意总结祖国农业遗产与中国农民的生产经验。

苏联专家建议中国总结本国几千年来农业生产上的经验。新中国成立初期，进行了学习苏联运动。1953年2月7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的讲话中，发出了“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的号召，并特别强调要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农史学者、时任浙江大学农学系助教的游修龄后来回忆说，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变化就是学苏联，俄文著作大量涌入，他自己适应这种变化，翻译了《草木灰及其施用》《植物的化学作用与气候》等苏联农学书籍。农史学家石声汉也与他人合作翻译了苏联学者撰写的《物理化学与胶体化学》一书。

苏联专家建议中国总结本国几千年来农业生产上的经验，这直接推动了新中国“整理祖国农业遗产”工作向纵深发展。20世纪50年代，一批苏联农业专家来华指导工作，由此，苏联农史学思想和苏联农业科学技术在中国广泛传播。1952年，华南农学院院长丁颖撰文提到对苏联专家的印象和感想时说，苏联进步的米丘林科学、先进的米丘林科学工作者告诉我们，不要教条式地从事无益的试验，不要理论和实践脱节，从事的研究不要和解决国民经济问题脱离关系。我们应该总结四五千年来农民积累的优秀经验，使这些经验能够和科学技术相互地、逐步地提高。农业部于1952—1953年在北京举办以苏联农学家米丘林名字命名的米丘林遗传、选种与良种繁育学讲习班。1953年2月，在全面学习苏联经验的社会背景下，中国科学院派出访苏代表团。时任代表团秘书长武衡后来回忆说，1953年中国科学院代表团首次访问苏联，苏联科学家提出了应加强马列主义的学习，重视中国农业的经验总结等建议。中国农业部的苏联顾问卢森科认为：“中国的农业技术人员应该创造一套新的、中国的农业技术。”北京农业大学农史专家王毓瑚认为卢森科的讲话对于新中国整理祖国农业学术遗产有重要指导意义，1955年1月，他在《关于整理祖国农业学术遗产问题的初步意见》这一报告中对此进行了具体阐发。1955年7月1日，来华参加第二届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的苏联组成员、苏联农业部部务委员会委员、代部长A． H． 阿斯科琴斯基，在与农业部廖鲁言部长，刘瑞龙、扬显东副部长的会谈中，建议我国尽快把中国农业科学院建立起来，以便培养自己的农业专家。1957年3月1日，中国农业科学院在北京成立。第一届学术委员会包括万国鼎、邹秉文、汤逸人等农史专家。

“整理祖国农业遗产”作为国家任务正式启动。“整理祖国农业遗产”作为国家任务正式提出是在1955年。1955年4月，农业部农业宣传总局、农业部中国农业科学院筹备小组在北京召开“整理祖国农业遗产座谈会”，农业部领导和竺可桢、万国鼎、辛树帜、石声汉等一批著名学者到会。会上交流了整理农业遗产的经验，拟订了系统收集、整理研究和出版我国古农书和相关农史文献的计划。会议还指示南京农学院加紧将金陵大学时期辑录的农史资料补充完善、整理编排后出版。

1955年，中央部委全面启动“整理祖国农业遗产”工作。教育部、高等教育部、农业部、文化部联合发出《关于编制现有古农书目录径寄农业科学院筹备小组的通知》，要求各地相关部门责成所属图书资料机构，将其所收存的各类古农书编出目录，提交中国农业科学院筹备小组统一汇编，以供整理祖国农业遗产的研究人员查阅和运用。1955年，农业部发出《从速调查搜集农家品种，整理祖国农业遗产》的通知，各地农业工作者纷纷响应，开展了全国性的地方品种调查、搜集和整理工作。同年12月召开的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会议，提出了包括“整理祖国农业遗产”在内的15项任务。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到会讲话，要求农业科学工作者把“我们祖先几千年来的农业战线上的生产经验加以重视、加以总结、加以提高，再推广”。

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成立是“整理祖国农业遗产”作为国家任务正式启动的又一个标志。在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和农业部等有关部门的领导支持下，1955年7月，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在南京农学院内正式建立。该研究室由中国农业科学院筹备小组和南京农学院双重领导，万国鼎被任命为第一任主任，昆虫学家邹树文任顾问。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成立后，被要求争取于1959年以前基本完成金陵大学时期辑录的农史资料选集的编印工作，以便在全国范围内利用这些资料，展开对祖国农业遗产的研究。

在较短时间内，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撰出版了《中国农学遗产选集》（上编）等一批标志性成果。《中国农学史》的编写是又一项国家任务，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向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提出编写要求，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南京农学院党委指导与督促该室执行此项工作任务。

为凝聚全国研究力量，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1958年创办《农业遗产研究集刊》，“藉以促进对祖国农业遗产的研究，以应有关方面的要求”。该刊“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让每一作者提出自己的意见”，为全国的农业遗产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平台。从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与其他农史机构分工合作，共同开展对祖国农业遗产的整理和研究，直至“文革”爆发工作被迫中断。1966—1977年间，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被撤销。

举措和成就

用现代科学知识整理和研究农业历史文献。1955年4月，北京“整理祖国农业遗产座谈会”将积极整理出版重要古农书列为农史领域的重要任务。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在万国鼎领导下开展了大规模的农史文献搜集和整理工作。从1956年至1959年，该研究室在全国40多个大、中城市收集了1400多万字的资料，整理为《中国农史资料续编》157册，连同金陵大学遗留下的456册，共计613册、4200多万字。万国鼎还组织人员分赴全国各地，从8000多部地方志书中搜集摘抄了3600多万字的农史资料，并整理为三大类，共计680册。此外，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还编辑了《中国农学遗产选集》。这些都是农史研究中的珍贵资料。

1959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制订了统一规划，提出“中国古农书丛刊选题计划”（草案），边征求意见边组织出版。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整理出版《氾胜之书辑释》《齐民要术校释》《四民月令辑释》《四时纂要校释》《农政全书校刊》《补农书校释》和《农桑经校注》等十多部古农书，其中《氾胜之书辑释》一书是由万国鼎一个人完成的。

此外，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自1955年成立以来，共整理出版农书校注、研究专著20多种，发表论文报告20多篇，共400多万字，以“整理祖国农业遗产”为成果名称，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59年至1961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影印出版了《天工开物》（崇祯十年本）、《便民图纂》（万历本）、《救荒本草》（嘉靖四年本）以及《授衣广训》（嘉庆原刻本）等一批已属孤本或流落国外的农书珍本。

古农书的整理和研究，以《齐民要术》《农政全书》《氾胜之书》等为重点。1955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整理祖国农业遗产座谈会”，对《齐民要术》的整理作了一个初步决定：“由南京农学院万国鼎教授和西北农学院石声汉教授分工合作。分别校释后，相互校审；然后整理，得出一个比较上易读易懂的注释本。”万国鼎、石声汉后来分别出版了《齐民要术校释》《齐民要术今释》等巨著。石声汉从50年代起对《农政全书》进行“校”“注”“案”，后来在辛树帜、冯有权主持下，对“校”“注”“案”删减，定名为《农政全书校注》。1956年，南京农学院邹树文等整理出版《农政全书》校订本。“为了响应党和政府研究祖国农业遗产的号召”，石声汉作《氾胜之书今释》，1956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万国鼎的《氾胜之书辑释》195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氾胜之书今释》和《氾胜之书辑释》这两个辑释本比前人的辑本完善和精审得多；把辑佚整理和研究相结合，并力图运用现代农业科学知识对《氾胜之书》进行新的阐发。

全方位多角度开展农史专题研究。在重视农史文献搜集整理研究的同时，农史工作者还着重开展了农业科学技术史专题研究，从农书文献和历史典籍的分析研究中国农业技术历史的特点和规律。如万国鼎的《区田法的研究》《耦耕考》《二千年前等距、全苗、密植的理论》《从古农书记载看我国农作制的一些演变》《农史文献中所见的农作制》等成果，对中国古代先进的耕种技术和农作制进行了细致考察。1955年的“整理祖国农业遗产座谈会”，对《齐民要术》的整理工作进行了专门部署，掀起了《齐民要术》研究热潮。专著方面，石声汉的《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古代的农业科学知识》（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对《齐民要术》十卷92篇作一个初步整理分析，来推测判断当时农业生产方面已积累一些什么科学知识。该书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李长年的《齐民要术研究》（农业出版社1959年版）也是有影响的专著。缪启愉于1965年撰成、1982年出版的《齐民要术校释》是一部集大成的著作。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至1964年在报刊上发表的有关研究《齐民要术》的文章多达41篇。代表性的论文有万国鼎《齐民要术所记农业技术及其在中国农业技术史上的地位》，梁家勉《〈齐民要术〉的撰者注者和撰期》，游修龄《从〈齐民要术〉看我国古代的作物栽培》等。

农史专题研究还涉及水利史、土壤史、畜牧兽医史等众多领域。水利史方面，1955年3月，纪庸编《中国古代的水利》出版，该书概述了中国古代水利方面的成就，总结了水利科学发展的历史。1955年9月，方楫编著《我国古代的水利工程》出版，该书介绍了我国古代重要的水利工程，按历史发展顺序叙述了著名水利工程的修建情况。1954年，张含英著《我国水利科学的成就》出版，书中概述了我国水利科学的光辉成就。1957年，张含英的另一著作《中国古代水利事业的成就》，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中国古代水利事业的主要成就。

土壤史方面，土壤学家邓植仪响应国家整理祖国农业遗产的号召，整理了古籍中有关土壤学的文献资料，总结了上古时代人们在土壤分类与土地利用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撰写了《有关中国上古时代（唐、虞、夏、商、周五朝代）农业生产的土壤鉴别和土地利用法则的探讨》等论文。万国鼎撰写《中国古代对土壤种类及其分布的知识》一文，总结了中国古代土壤史。辛树帜在考察陕北水土保持现状的过程中，注意从多方面搜集有关水土保持的文献资料，从历史角度研究中国数千年来的水土保持经验。1958年国庆节前夕，他写出了具有相当价值的学术论著《我国水土保持的历史研究》。

1958年4月，王毓瑚编著《中国畜牧史资料》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为畜牧史研究打下了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非常重视祖国兽医学和民间兽医经验的学习、发掘、整理、总结和提高工作。一些学者发表了兽医史研究论文，如甘肃农业大学兽医系张邦杰发表《元亨療马集“三十六起卧症”的初步分析》，南京农学院畜牧兽医系谢成侠发表《二千多年来大宛马（阿哈马）和苜蓿传入中国及其利用考——中国畜牧兽医史料之一》，分别从不同角度总结了祖国兽医学的遗产。

总结古农书记载的生产经验和农民实践经验并加以实验检核。一些农业科技工作者对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农业科学技术进行了验证。例如，南京农学院朱培仁关于“韭籽新陈微煮检定”“溲种”的试验报告、河南新乡农科所张履鹏关于“溲种法”的试验报告、山西农学院杜竹铭关于“冬月种谷”的试验报告。这些报告的特点是对古农书上记载的技术内容加以实验检核，并进行理论提升。如山西农学院开展了整理祖国农业科学遗产试验研究——“冬月种谷法”试验。杜竹铭在试验报告中指出，“冬月种谷法”是祖国劳动人民在农业生产实践中长期和自然灾害斗争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和先进农业科学技术之一。因此，他认为从科学研究上对此加以必要的印证和实践的检验，使之上升到更高的理论水平，然后再以之指导生产是完全必要的。

对农牧民长期以来积累的生产经验进行调查总结，也是整理祖国农业遗产的重要工作。中国悠久的农业历史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农业遗产。汤逸人指出，这些遗产有的是记载在文献中的，有的是劳动人民采用的先进生产技术，还有许多优良的动植物品种。对于这些珍贵的祖国遗产，过去未曾给予应有的重视，更少使其发扬和提高。他提出珍视祖国遗产、展开调查研究工作。“为整理祖国牡丹遗产”，山东农学院组织园艺教研室教师对曹州（今菏泽）牡丹栽培进行数度调查，调查报告回顾曹州牡丹栽培的起源、分析过去栽培情况、总结农民宝贵的栽培经验、提出了栽培的改进意见。兰州畜牧兽医学会组织领导了对中卫羔皮山羊的三次调查。新中国成立后，在果树砧木资源的调查、群众利用砧木经验的总结以及砧木比较试验方面都初步展开了研究，也已经取得一些成绩。

意义和价值

党和政府号召发掘祖国遗产和劳动人民的创造，极大地调动了科学工作者整理农业遗产的积极性。新中国十七年的“整理祖国农业遗产”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现实意义和当代价值。

为新中国农史事业的繁荣打下了良好基础。在辛树帜、万国鼎、邓植仪、石声汉、王毓瑚、陈恒力、梁家勉、夏纬瑛等农史前辈的共同努力下，新中国十七年培养了一批农史人才，搜集和整理了大批宝贵历史文献，产出了一批高水平成果，促进了农业生产，有力推动了农史学科发展。中国农史学科于20世纪20年代草创，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正式形成，并在“整理祖国农业遗产”的旗帜下发展起来。

这一时期大规模开展的农史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工作，抢救和保护了大批珍贵的农业历史文化遗产。王毓瑚编写《中国农学书录》，目的是纂成一部关于中国固有的农学的专业书目，以备研究中国农业生产发展史以及农业技术史者检查之需。该书第一版在195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修订本于1964年由农业出版社出版。比较王毓瑚的《中国农学书录》1957年版与1964年版，可以看出后者收书数量大为增加。增收的农书中，相当部分是在此期间陆续收集到的。可见农书搜集和整理工作功不可没。从国家出版局版本图书馆编《古籍目录1949.10—1976.12》中可以看出，自“整理祖国农业遗产座谈会”的次年开始，出现了大规模的古农书出版工作。1956年刊刻的古农书多达17部、1957年为9部（包括《齐民要术今释》全部分册）、1958年7部、1959年7部、1960年6部、1961年2部、1962年8部、1963年3部、1964年2部、1965年2部、1966年1部。

这一时期的农史专题研究涉及中国农业发展史、农业科技史、农业经济史、农业思想史等众多领域，无论是研究的深度还是广度都是此前无法比拟的。以萝卜研究为例，中国栽培萝卜虽有几千年的历史，但对萝卜这个作物系统地开展研究是1955年农业部发布《从速调查搜集农家品种，整理祖国农业遗产》的通知以后开始的。此前只有吴耕民等学者的自发研究。1955年农业部通知发布后，在对萝卜品种调查的基础上，南京农学院李鸿渐对萝卜的春化特性、性状遗传、杂种优势利用、新品种选育的研究，山东农学院李家文对萝卜的生长发育规律、生物学特性的研究，浙江农学院李曙轩对萝卜的生理机制的研究，都取得重要成果。

各地执行农业部《从速调查搜集农家品种，整理祖国农业遗产》通知，保护了一批珍稀的农家品种。以蔬菜为例，据1963年、1965年的两次不完全统计，全国保存的蔬菜品种材料已达17393份以上。各地将搜集到的资源材料逐步进行性状鉴定，入国家种质资源库长久保存。现今中国拥有的主要栽培蔬菜（含食用菌和西瓜、甜瓜），至少有298种（包括亚种、变种），分属于50科。以园艺植物为例，在资源调查中，发掘出许多园艺植物的珍稀种质资源，如冬桃、软核山楂和黄桃等。这对促进我国园艺植物生产的发展，起着巨大作用。

确立了新中国的农史研究基本范式。在整理、研究和发展祖国农业遗产的过程中，农史界前辈确立了新中国的农史研究基本范式——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农业生产力的变动为主线，以农史文献整理和借鉴外国先进农业科学技术为基础，紧密贴近农业生产实际，挖掘、提升与推广传统农业技术，兼重农业经济史和农业文化遗产相关问题，多学科渗透综合研究，为农业现代化服务。

新中国的农业遗产研究强调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成立后，万国鼎率领研究室人员“试图学习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武器，大胆的尝试，进行研究与编写的工作”。万国鼎在《中国农学史》完成初稿听取各方意见后，“感到需要再次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组织并自己参加重新撰写了第二稿”。石声汉在健康状况允许时也是尽量进行理论学习，真诚地希望自己能跟上时代的步伐。

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农学界的时代主题是学习苏联先进农业科学。农史工作者深受影响，他们在中国农业遗产整理和研究中，注重发掘中国古代农学思想的精华，探寻其与苏联现代农学思想的相通之处。但一些学者生搬硬套苏联的某些技术经验和学术理论，部分论著难免有公式化、教条化的倾向。当时即有学者清醒地看到这一问题，如万国鼎指出，“要向外国的，特别是苏联的先进农业科学学习”，但“农业是有地方性的，所以我们在学习中必须反对那种教条主义的倾向”。1955年1月，王毓瑚在北京农业大学第一次科学讨论会的报告中指出，要在联系本国实际的原则之下来学习外国的先进农业技术。而所谓本国实践，也应当包括总结过去本国原有的农业技术在内，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教条主义的错误。

在反对教条主义方面，部分学者进行了探索。以万国鼎为例，苏联农史学畸重于生产关系（所有制）和上层建筑研究，以政治变动为主线。万国鼎则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力和农业经济发展内在驱动力的研究，从中国古代农业耕作技术、农具、土壤、水利、肥料、种子等多个方面研究分析促进农业生产力提高的各种要素，突破了苏联史学体系畸重于生产关系研究的藩篱，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生产史和农业科技史研究体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新中国的“整理祖国农业遗产”工作，不是单纯的书斋中的学问，从一开始就紧密贴近现实，强调以服务农业生产和促进农业科学发展为目的。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长远的中心任务是，“研究总结祖国劳动人民多少世代以来在农业生产斗争中的宝贵经验与知识，以便适当地利用和提高，为农业增产服务，并帮助充实和促进现代农业科学”。1959年出版的《农史研究集刊》第一册前言中也明确指出，《农史研究集刊》内容着重点在有关农业生产的问题。

祖国农业遗产的整理研究工作要为生产服务，这是我们工作的总方针。新中国成立后的农业遗产整理和研究工作紧密围绕为农业增产和促进现代农业科学服务而展开，不仅要整理农史文献，而且强调研究和发展农业遗产，将试验研究作为整理祖国农业遗产工作的重要步骤，重视通过古农书所记载农业技术的试验研究，发展祖国农业遗产。这些学者提出的整理和研究祖国农业遗产为农业增产和促进现代农业科学服务的理念，至今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在整理我国农业历史文献基础上运用现代科学知识和方法解读传统农业生产技术秘密的学术路径，至今仍具有方法论意义。研究农业科技、农业生产发展仍是当今中国农史学科的根基。

这一时期，一批农业科学家响应党和政府“整理祖国农业遗产”的号召，加入农史工作者队伍，提升了农史研究的水平。如石声汉早年留学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是著名的植物生理学家，50年代开始转向中国古代农史研究，擅长学科交叉融合，取得辉煌成就。土壤学家邓植仪曾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攻读土壤学专业，1914年获硕士学位，50年代特别注重土壤史研究。这样一批既具有良好训诂学功底又精通现代农业科技的学者，在农业遗产整理和研究过程中，形成了注重语言文字学、农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多学科渗透综合的优良学术传统，对中国农史学科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可为当前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提供重要借鉴。“农业文化遗产”是指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的汉译概念，是一个带有遗产价值的农业系统。自200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启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动态保护与适应性管理”项目以来，不少国家越来越重视包括传统农业技术在内的农业文化遗产。可见，20世纪50年代中国即把“整理祖国农业遗产”作为国家任务是具有远见卓识和战略眼光的。

新中国十七年农史工作者强调要整理和研究包括农史文献、考古学发现和世代流传在农民实践中的经验等在内的祖国丰富农业遗产，他们所提出的“必须广泛而深入地调查研究那些世代流传在农民实践中的经验和实践所获得的成就”“整理农业文献必须是同到农民中间进行采访配合起来进行，而且是应以后者为主”等观点，与当今强调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活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理念是一致的。这一时期学者所解读的中国传统农业生产技术的秘密，可为当今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和中华农业文明研究提供理论指导和实际保护工作的方法借鉴。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共产党开展历史学习教育的百年历程与基本经验研究”（21BKS09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厦门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