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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在器上:商周青铜器与早期龙形象

◇蒋波

龙在古代被誉为“鳞虫之长”(《说文解字》),具有神圣不可亵玩的特性,同时又为人们熟知和亲近。自我国石器时代起,龙的形象就存在,商周典型器物青铜器上亦有诸多龙的造型或局部装饰元素。

一龙相传

从史前玉龙到商周青铜龙

今天能见到的最早的龙形象出现于石器时代。当时有两种呈现方式,一种是可能用于原始祭祀的大型龙,如辽宁阜新查海遗址石堆塑龙、河南濮阳西水坡蚌壳摆塑龙;一种是体型较小的玉龙,如辽宁凌源牛河梁遗址中的玉龙、浙江余杭良渚遗址中的龙首纹玉镯,它们受限于材质,大多个体娇小,身体卷曲成“C”形,但做工精致,造型优美。

进入商周时期,龙形象泛见于玉器、陶器、青铜器,尤以青铜器为最,以至于有人认为:“青铜器纹饰中,凡是蜿蜒形体躯的动物,都可归之为龙。”(马承源主编《中国青铜器(修订本)》)1992年,陕西扶风海家村发现一件重达19千克的青铜爬龙,它体态丰硕、头上有角、身上有鳞、腹部带足、尾部弯曲,均是后世龙的特征,说明商周青铜龙在史前玉龙基础上,已有所丰富,形象更加饱满。

龙形象与器物合为一体,在此时更为多见。一种是设计为青铜器的某一构件,如青铜卣青铜壶的提梁、青铜罍青铜盉的顶盖或流口。这种设计往往将提梁、器盖铸绘成一条蹲龙,或将龙身直接当作流管,液体可从龙嘴顺势流出,既方便实用又美观巧妙。另一种是以龙形纹装饰器物。这类龙形象在商周青铜器的颈部、肩部或腹部比比可见,如著名的后母戊大方鼎、四羊方尊等都有龙形纹,它们或盘曲或舒展,姿态各异。有的龙样纹饰身体部位不甚醒目,但头部突出,可以判断就是龙造型。这一点与史前玉龙相似:或许某些特征不如后世明显,但“一斑窥龙”,从头部等可断定它不是现实中的动物,而是超自然物种的龙。

以形为字

青铜铭文中的“龙”及形象

汉字构造有“六书”之说,其中“象形”“形声”均与物体形状有关,“象形”更是“画成其物”,也就是以形为字,比如日、月、鱼、鸟。甲骨文中的“龙”字,亦是模拟龙形而来,一般写作“█”(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第九册)。龙字的具象化,以及青铜器上常见的龙纹饰,说明最迟至商朝,其形象已得到广泛传播,并为人们接受和喜爱。

在商周青铜器上,也可见到带“龙”字的铭文。比较早的有商代的子龙鼎,该鼎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因内壁铭刻“子龙”二字而得名。其中的“龙”字形体较大,有跃动之态。商代宗室称“子”,“子龙”就是一位叫作“龙”的贵族。此外,一些商周之交的青铜铭文中,还可见█或█样字符,如亚█(龙)天黽献盘(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三编》第三卷)。这个字符与子龙鼎中的“龙”字,或许就是甲骨文“龙”字在金文中的简写。值得注意的是,亚龙天黽献盘上的“龙”写在“亚”字当中,作“█”。“亚”里面添加一物或一字,当时往往是表示某一部落或方国的徽标。这隐含着一个重要信息,即商周有的部族(方国)以“龙”为图腾、以“龙”为氏,表明他们已自认为是龙的族人。

华夏一家

三星堆青铜器上的龙形象

20世纪20年代偶然发现、80年代开始科学发掘的三星堆遗址,因出土了巨型青铜树、纵目人面像等特征鲜明的器物而震惊中外。有学者认为,它是有别于中原文化的早期巴蜀文化的表率。也有学者认为,三星堆文明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中原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三星堆出土的玉戈、玉瑗等与同时期的中原地区出土物类似,其独特之处往往是巴蜀文化和中原文化交汇的结果,是中原文化的一种“艺术表达”(王巍语)。

除玉器之外,中原地区常见的“龙”形象在三星堆青铜器上依然可见。与同时期的中原龙形象一样,三星堆青铜器上的龙或作为某器物的装饰、构件出现,如纵目人面像脖子以下便是一个龙形状躯体、青铜龙虎尊的肩上装饰有浮雕龙首等;或作为相对独立的器物出现,著名的有青铜龙、青铜龙柱形器。在最近重启的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又在三号祭祀坑内收获一件青铜龙。这些龙形象颇具巴蜀地域风采,但总体上没有脱离北方龙形象范畴,比如器肩龙虎相绕的铜尊,在其他地区也能见到。1957年,安徽阜南出土一件商代青铜龙虎尊,上面的龙造型几乎与三星堆青铜尊上的完全一样。再如三星堆出土的几件青铜龙首,龙的上唇轻扬,头角突出,似乎“特立独行”。其实不然,前文所举甲骨文中的“龙”字,就是翘唇造型。南京大学收藏的一件商代青铜鼎,鼎足由三条扁体龙构成,这些扁体龙的嘴角也夸张上翘,头角分明。由此可见,数千年前我国就已龙腾各地,而且异中有同,华夏一家。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碧泉书院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