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黎

子庚簋，通高15.2厘米，口径19.4厘米，腹围18.3厘米，底径13.9厘米，重2510克，属商代晚期。1952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是国家一级文物，现藏于新乡市博物馆。

子庚簋因器内底铸有“子庚”二字而得名，造型敦厚稳重，侈口，束颈，鼓腹，圈足。器身有扉棱六条，随器壁曲线流转而贯穿器身。通体以云雷纹为地纹，腹部以兽面纹为主纹。口沿下饰短三角纹一周，颈部和圈足饰带状夔龙纹各三组。其中，颈部还等距离间隔铸有三只大耳浮雕兽首，夔龙纹以兽首为中心，每组四只，两两相对。整器近乎满工，利用深浅凹凸的浮雕，构成了富丽繁缛的“三层花”，主纹突出，地纹清晰，主次分明，细节精致，浮雕感强。

簋是商代新出现的铜器种类，并对以后的周文化铜礼器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基本形态如同带有圈足的碗、盆，属饪食器，具体用途是盛放煮熟的黍、稷、稻、粱等饭食。商周时期，簋是重要的礼器。特别是西周，簋在数量、普及程度和礼制意义上都有极大发展，在礼器中的重要性更加突出。簋与鼎相配，成为礼器组合的基本模式，在祭祀、宴飨中，簋常以偶数组合与奇数组合的鼎配合使用。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元士三鼎二簋的列鼎制度，表明以“鼎、簋”为核心的重食组合，取代了殷商以“觚、爵”为核心的重酒组合。

青铜簋最早出现于商文化二里冈期，但数量较少，在商代晚期前段逐渐增加，西周时期数量甚多，“在整个周文化铜礼器中的比例超过20%，是仅略低于鼎的第二大类铜器”（参见王然主编《中国文物大典》第1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1年版）。至战国，基本退出青铜礼器的体系。

《周礼·地官·舍人》：“凡祭祀，共簠簋。”郑玄注：“方曰簠，圆曰簋。”簠形口大而长方，簋形口敛而椭圆。但实际上，目前出土与传世之簋形制颇多，变化复杂，仅从耳部形态就可分为无耳簋、双耳簋、四耳簋，有的耳上还有垂珥。从足部特征又可分圈足簋、方座簋、三足簋、四足簋。有的有盖，有的无盖。商代多为无耳簋中的鼓腹簋和有耳簋中的鋬耳簋两种类型。妇好墓出土的一批无耳簋，就是殷墟中期非常流行的式样。西周早期一般沿袭商式，中期有较大发展，式样繁多，晚期又趋于定型化。

青铜簋器内底平坦，可铸较长铭文记事，目前发现百字以上的就有召伯虎簋、师虎簋、班簋等。特别是西周时期，铭文内容丰富，大多记载作器的缘故，用来颂扬祖德，刻纪功烈，记述周王锡命，传遗子孙后代，具有书史性质。如记祭祀典礼的大丰簋、仲殷父簋；记征伐功绩的天亡簋、夨簋、令簋、郭伯簋；称扬先祖的邢侯簋、叔向父簋、番生簋。也有为获得赏赐而作器的，如友簋之赐牛、命簋之赐鹿、献簋之赐金车等。还有记载土地交易的格柏簋、记载分封的宜侯夨簋等。

众多名器中，具有重大史料价值的当属1976年陕西临潼出土的利簋，其铭文所记武王克商、在牧野之战中获胜的史实，与《尚书》《逸周书》等先秦典籍完全吻合，特别是明确记载了牧野大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具体日期，为商周两代的划分，提供了重要依据，成为“夏商周断代工程”年代确定的珍贵物证。

（作者单位：河南省新乡市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