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海晏

数字媒介时代的社会科学存在一种方法论上的倾向，即强调0和1基础上的大数据、代码、算法等诸多数字方法，崇尚数字方法论。这本是无可厚非的，因为高度重视媒介的数字性是数字媒介的应有之义。但若仅偏重于此，容易导致两种片面的认知：一是数字即科学”，从数字的数理逻辑出发，用数字分析一切社会问题；二是“数字即虚拟”，从数字的虚拟逻辑出发，将数字媒介传播虚拟化。这两种认知的出现，是因为仅从抽象的数字意义上考虑方法论问题，脱离了实际的数字传播实践。其实，数字媒介不仅是“数字”，更重要的是“媒介”。严格地说，数字方法论并不是数字媒介的方法论。

数字媒介的方法论从何而来？它不是悬浮空中的，而是产生并成长于数字传播实践。时下的数字传播实践，讲究受众的参与体验可以获得愉悦感，又借助数字技术将线下体验与线上活动融为一体，像一场虚实穿梭的“穿越游戏”。借鉴游戏的技术手段和方法，以吸引人们参与非游戏场景中活动的系列做法，喻称为“游戏化”。“游戏化”冲击了上述数字方法论的认知，它以感性冲击并包容理性，强调线下的实操和实感，促使信息和实体完成互嵌。“游戏化”已成为时下社会科学的“热词”，它既能改变人的思维方式，又能改变社会现实，乃至触及德勒兹与加塔利的哲学宇宙。这种将游戏方法拓展到其他传播场景的“游戏化”具有方法论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