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森

思想是文化的起点、核心和动力。从人类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个民族的思想都有其思想基因和初始动力。纵观中华文化的产生、形成和发展，不难发现，中华思想的产生与中国农业水乳交融、密不可分。

根据考古发现，大约在二三百万年前，类人猿的出现为原始农业的产生奠定了主体性基础，也为中华思想基因的形成创造了嬗变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从弱肉强食的被动生存到以农耕为生的主动生活的进化和转变。之所以名为“猿”，是由其“食采树居”式的原始生存方式所决定的。它们虽然具备了某些原始农民的特征，但又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属性。因而，把它们定义为从野蛮到文明的一个过渡性类群较为准确。

类人猿最终揖别猿类，进化为人，是内因、外因和生活方式三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们完成属性转化、实现基因嬗变的标志，是原始农业生活方式的确立。有学者说，文化就是过日子的方式。一种生活方式代表了一种文化性质，也反映了一种生活状况。一种社会思想一旦形成，必然与社会生产力同步发展。随着原始种植从自发走向自觉，从低级走向高级，从个体性走向社会性，人们关于种植的“想法”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系统，越来越成熟。农业最终成为生活主流，并形成了一系列的社会性行为规范，这就是原始道德。从此，社会与动物界有了严格的界限标准。这个区分标准就是文化。由此可见，文化作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一开始就成为定义农民的血脉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