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世坦

◇本报记者  王悠然

21世纪初，荷兰气象学家、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提出了“人类世”（Anthropocene）概念，用以指代人类活动给地球生态系统造成巨变后开始的一个崭新的地质年代。2019年5月，国际地层委员会（ICS）人类世工作组（AWG）投票决定用“人类世”来命名当前人类所处的地质年代，并将起始时间定于20世纪中叶。工作组计划于2021年结束前向国际地层委员会提交正式提案。

“人类世”概念的核心是人类活动对地球的影响，而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其中更多是负面影响——生物多样性流失、气候变化、海洋酸化、环境污染等。科学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革命力量，如何依靠科学保护人类文明？鉴于人，特别是社会意义上的人对“人类世”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如何为应对危机、走出发展误区贡献力量？本报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国外学者。

人文社会科学揭示危机根源

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人类学与社会学系研究员彼得·苏托里斯（Peter Sutoris）谈道，“人类世”严峻的生态环境挑战对人们如何思考世界有着深远的影响。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最新报告等科学研究显示，危在旦夕的是人类未来的命运，而不是地球的命运——这个星球在其历史上历经无数灾难但总能“渡过难关”，即便地球环境不再适合人类生存，地球仍将继续运转。应对环境危机不仅关乎拯救自然，更关乎拯救人类自身，如果人类不复存在，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一切人类文明都将随之消亡。今天的人类社会建立在无数前辈的劳动和智慧成果之上，我们有责任保护这些成果，而不是任其消逝。人文社会科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影响人类存亡的关键、可能发生的损失规模有多大。

人文社会科学还可以告诉我们人类是如何走到现在这一步的。自然科学聚焦于物质世界中的因果关系，例如碳排放为何引起气候变暖。人文社会科学则能解释危机的文化和政治原因，我们对经济无限增长的盲目追求、自然工具化、物种歧视、消费主义、对人类行为未来影响的麻木不仁，这些都与当下的危机有密切关系。甚至，某些学科也对人类的“增长狂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英国自然历史学家、著名自然纪录片制作人大卫·爱登堡（David Attenborough）表示，“我们只拥有地球这个有限的环境，相信在有限环境中可以实现无限增长的人要么是疯子，要么是经济学家”。

纠正错误的思维模式

现今，人们寄希望于通过科技创新解决环境危机，可再生能源发电、节能建筑、电动和混合动力汽车、碳捕获与封存等被视为经济社会发展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领域。尽管“地球工程”是一个新兴且颇具争议的领域，却已被很多人作为应对气候挑战的备选方案，或者说是“救命稻草”。然而，技术解决方案可能“治标不治本”。在苏托里斯看来，即使新科技的效果达到预期且不会造成更多负面影响，它们也并不能纠正错误的思维模式。如果人们相信仅凭借更先进的科学技术就能摆脱危机，那就会错失“人类世”的教训：我们应以谦逊而非自负的态度“修理”人类文明，而不只是“修理”地球。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克劳福德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生态经济学》期刊创始主编康世坦（Robert Costanza）对本报记者说，人类正在超越安全的地球生物物理学界限。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不平等程度上升，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流失，生态系统退化。这导致许多国家总体生活质量改善停滞，全球可持续发展遭遇危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采取创新性途径。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人们应从狭隘地关注GDP，转而追求更广义的“福祉”，即人类与自然界的综合福祉，以创造性的方式设想并实现所有人向往的未来。

我们要用科学应对危机，而“科学”涵盖的远不止高能物理学、天文学这样的“高精尖”学科，人文社会科学在解决收入不平等和生态系统破坏等问题方面，同样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人类需要新的、更广阔的目标来指引发展，需要综合的建模能力来理解复杂动态，并权衡利弊，需要以更恰当的标准来衡量“进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制定标志着全球向共同目标迈进了一大步，但也存在相应的挑战。例如，民间社会如何参与目标的实施和拓展，怎样使所有利益相关方加入到对更可持续、更值得期待的未来的想象和设计之中，人文社会科学可以通过帮助人们在多层次上达成共同的愿景和规划，来应对这些挑战——小到社群，大到省/州、国家，再到整个国际社会。

推进跨学科研究

康世坦表示，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面对至关重要的问题时，都离不开“综合”。在当今的“人类世”，人类对生命支持系统的影响日益复杂、深刻、广泛。同时，富裕国家为保持社会经济平等、贫穷国家为减少贫困，都给地球的生命支持系统施加了更大压力。在这个自然环境承载能力已经“饱和”的世界里，科学研究、教育、政策的重点应从孤立地解决问题，转向研究复杂的、相互连接的整个系统及其构成部分之间的动态互动。这些问题极为复杂，不可能在任何单一学科内部解决。

学术界现行的奖励机制过于陈旧且易造成学科壁垒，阻碍人类前进的步伐。前美国流行病学学会（AES）主席罗伯塔·乃斯（Roberta Ness）在《创造力危机——重塑科学以释放潜能》一书中提出，“今天，科学拥有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变革性创新潜力，但科学已变得过于谨慎以至于无法履行其承诺”。毋庸置疑，对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的解答根植于跨学科合作之中，研究者和利益相关方需要在一个对“什么是重要的”持相同看法的团体中共同努力，即便他们的文化和学科视角存在差异。康世坦建议将“综合中心”作为这种变革性研究的“创新孵化器”。

“综合中心”的职能是将后勤支持、研究人员、复杂数据管理、信息学和计算机专业技能、团队讨论和思考机会结合在一起，激发创造力、促进思想交流。目前，全球共有十余家“综合中心”，分布在美国、欧洲、中国、澳大利亚等地。“综合中心”的主要作用体现在对政策的影响上。例如，作为美国国家生态分析与合成中心（NCEAS）某工作小组的成果，康世坦等人在1997年发表的文章《世界生态系统服务和自然资本的价值》中确立了生态系统服务的原则。该文被引用近1.6万次，对生态经济学学科具有里程碑意义，其国际影响巨大而深远，在很大程度上促使联合国等机构于2001年启动了千年生态系统评估项目，以评估生态系统变化对人类福祉造成的影响。

康世坦呼吁科学界采取更具跨学科性和整体性的研究途径，以便更有效地运用科学引导政策。为了更好地提供决策支持，科学家需要更直接地参与政策过程，更有效地贡献出关于世界如何运转的知识和他们对不确定性的理解。另外，人们应注意区分“科学素养”的两个主要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对基本科学事实和理论的了解，第二个层面是开放的、批判性的思维方式，强调问题而非答案，重视证据而非信念。这两个层面都需得到大幅提升，尤其是第二个层面，而全球现有的教育模式对这一能力的培养严重不足。在世界各国中，芬兰的做法值得借鉴，其成功关键在于强调寓教于乐、提倡批判性思考、鼓励寻找证据，而不是标准化测试。

亟须富有想象力的行动创新

近年来，借助行为科学推动个体和群体行为转变、引导政策制定，进而促进积极社会变革的思路广受关注和认可。其中，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教授、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查德·H. 塞勒（Richard H. Thaler）和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凯斯·R. 桑斯坦（Cass R. Sunstein）共同提出的“助推理论”备受推崇。

行为科学的目标是了解人们行为的原因以及如何使其改变行为。助推理论强调通过正强化和间接建议，影响行为和决策。其好处在于通过“助推”来达到目的的成本和侵入性，都远低于通过制定并执行硬性规章制度来实现改变的传统方式。例如，为提升公民健康水平，商店可以将不健康食品摆放在不便拿取或不显眼的位置，以降低顾客购买率，而不是由政府直接颁布不健康食品销售禁令。

助推理论等行为科学研究成果目前在医疗卫生、环境保护、教育、慈善事业、企业文化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是社会科学参与跨学科研究、助力社会进步的范例。不过，苏托里斯提醒，应对“人类世”重大挑战不宜过于依赖行为科学。美籍犹太裔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对“行动”和“行为”的区分可以给我们重要提示。在阿伦特看来，行动是“人的境况”的最高层次实现，它的特征包括揭示主体的身份，使“自由”出现并作为一种世俗现实得以实现，创造并维持一个“自由”能够出现的公共空间等。相反，行为是公民对社会的被动适应，完全由具有因果关系的先例决定。因此，行动是开创性的、奇迹般的、预期外的，行为是惯常的、受管控的、自动化的。

正如苏托里斯所说，行为科学的重点不是告诉人们如何使真正的行动发生，而是以一种可预测的行为模式替代另一种。然而，既定的行为模式正是使人类今日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人类世”危机源于现代文明的根本性缺陷。因此，我们需要的是大胆的、富有想象力的行动创新，而不仅仅是现有模式内的行为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