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传播话语建构
◇陈丹丹
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造福中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作为全人类的先进文明成果,“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为解决全人类的危机提供了思想资源和制度借鉴。因此,如何让“中国方案”中国智慧”“走出去”,让全人类分享中国实践的伟大成果,是广大科研人员的重大课题和历史使命。笔者认为,“走出去”的途径是传播,传播的桥梁是“话语”,建构行之有效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出去”的有效路径。
对外传播的话语路径
话语,不同于传统语言学视域中的语言”“言语”,更强调语言的社会功能。话语是一种社会实践,是整个社会符号系统中的一种符号,关注话语建构过程中与其他符合系统互动过程中的意义的发生。
巴赫金认为,人类和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处于一种对话关系中,意识形态、知识、权力等要素在话语关系的互动中得到显现,话语既是载体又是内容,二者相互影响、相互约束。费尔克拉夫批评话语分析(CDA)的三维框架,体现了话语的社会实践性,进而揭示出话语中权力和意识形态的运作。福柯作为后结构主义话语理论的代表,发现根本没有所谓的作为理性本源的“先验主体”,实际上只有操纵话语的权力,权力与话语才是所谓“主体”的真相,也即海德格尔所说的“不是人在说语言,而是语言在为人说话”。所以,不存在纯粹的话语、绝对的知识真理,它们都是在一种集体意识中被积极地建构起来的。话语与权力等相互作用的思想催生了“话语权”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