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霞

新媒体信息制作与传播平台便捷化的信息分享功能，创建了新的信息传播情境。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鉴于短视频、直播类平台提供的“在场化”内容呈现方式极具诱导性，各类谣言在短视频和社交媒体平台快速发酵，给受众甄别真伪信息带来困扰。在新媒体环境下，如何迅速识别谣言，并阻断谣言传播，构建和谐清明的网络环境，成为需要深刻思考的问题。

网络热点谣言特征

高显著性、相关性与不确定性。有谣言公式认为，“流行谣言传播广度随其对相关人员的重要性乘以该主题证据的含糊性的变化而变化”。这显示出在谣言传播中，重要性与含糊性缺一不可。新媒体时代，信息源增多，信息量呈爆发式增长，除了与事件的重要性有关，相关性也成为谣言的生命力及传播活力不可或缺的要素。尤其是在新媒体的加持下，相关性也可以借由网络化的互动与发酵培养和引发，而不一定有现实的关联。同时，不同的人，对重要性和相关性的界定并不相同，因此不同的谣言有不同的易感人群，甚至某些话题方面的易感人群，很可能是另一些话题的辟谣主力。但涉及面广、影响大、容易引发普遍焦虑的事件往往有较高的卷入度，从而成为谣言高发地。以新冠肺炎疫情相关谣言为例，新冠肺炎疫情既是社会突发事件，又涉及健康与人身安全，社会关注度凸显。疫情蔓延之初，大家对于新发病毒的认知度不高，整个社会缺乏透明和权威的信息。在此背景下，谣言传播的重要因素即重要性、相关性、不确定性齐聚。

焦虑恐慌情绪卷入度高。新冠肺炎疫情相关谣言信息利用人们的恐慌心理制造、传播谣言，吸引注意力。具体来看，有以下几类：故意夸大或捏造某地发生聚集性感染；制造官方信息发布所在城市即将飞机喷洒消毒药水或交通管制等防控措施；故意夸大物资紧缺或超市关门；渲染某种特效药或特效食品可以预防病毒感染等信息。这些信息都是利用恐慌情绪传播，同时又制造更大的恐慌，极易降低身处恐慌中的个人对谣言的辨识力，甚至使其成为谣言的传播者。

高噱头词汇+敏感符号+新冠肺炎疫情高浓度发酵。新媒体平台信息制造、传播和分享的便捷，短视频和直播“在场化”呈现的助推，以及疫情相关敏感词汇和符号与疫情的发酵密切相伴。 

对高度反常谣言的辨识力降低。背离常识的高度反常谣言利用人们的猎奇心理进行传播，越是反常的，越容易引起关注。但在高度紧张和恐慌情绪中，民众对这些高度反常谣言的辨识力降低。

谣言治理中易出现的问题

以往不少研究显示，多数信谣者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以及低学历和中老年妇女群体。谣言易感人群分类有一定的参照意义，但同时又有一定的局限。第一层面，是否相信谣言，基于对谣言所涉及内容的社会认同；第二层面，社会认同影响用户对谣言信息进一步处置的态度和行为。因此，易感人群不能简单以年龄或地域来区分。某一话题的易感人群可能并不是另一话题的易感人群。同时，哪类人群轻信谣言，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对新冠肺炎疫情谣言的处理，总体来说比较迅速及时，并且处理数量多、范围广、力度大，对于疫情相关谣言的制造与传播能够起到一定警示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民众对谣言的传播有所警惕和防范，但也有一些值得反思的地方。

辟谣结果与判定标准不一，区分不明。以腾讯新闻“较真”辟谣平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实时辟谣”为例，该平台辟谣信息成为广大民众在疫情期间消除恐慌心理、寻找科学理性的应对方式的重要信源，贡献巨大。但其对谣言的判定结果为“有失实”“尚无定论”“谣言”“伪科学”等，辟谣判定标准不一，标签杂乱，不利于民众对谣言概念的理性认识，也影响辟谣效果。

此外，在前期的谣言治理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权威信息确定性不足，谣言被治理后疑似符合实情，后续缺乏明确解释等。

后疫情时代的谣言治理

疫情期间，部分谣言极具危害性，在抗疫中成为阻力。而有些谣言具有缓释社会焦虑情绪的作用，甚至具有一定的预警作用，因此对谣言的应对和治理提出更大挑战。

及时研判预警信息。新媒体平台信息源多样，传播主体众多，信息传播便捷，信息制作门槛很低，因此含有不确定性的信息数量庞大，如果都去治理，既不可能，又不必要。正视特殊时期谣言的减压阀作用，包括谣言对社会焦虑情绪的缓释作用，做到分类分层治理，适当放宽传播低破坏性谣言的管控。同时，在这些饱含不确定性的谣言中，理性辨识，及时研判有用的预警信息。

分类分层治理，加大力度整治危害性大的谣言信息。新媒体平台多样化信息制造与传播的主体推动舆论场不同观点的碰撞与对话，即时性与碎片化的话语为舆论带来活力与张力。依靠网民集体的智慧和力量澄清谣言，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网民对谣言信息的警惕性和辨识力，同时促进网民提升其网络素养；对于危害性不大，甚至含有一定预警性的谣言要适当宽容，辩证对待。但同时，要区分谣言的传播是否具有恶意以及是否造成严重的破坏性后果。

及时发布准确信息，明确不同主体的责任。传播感染类谣言可能引发民众恐慌，但是，真正造成民众更大恐慌的是确定性信息的缺席，而这种更大的恐慌反过来又可能催生谣言传播。因此，及时发布确定性信息才是杜绝谣言的最有效途径。新闻媒体需要通过制度化的约束机制确保发出去的信息真实可靠，同时引导民众探寻真相，从源头上避免谣言的传播。新闻媒体也肩负着帮助民众研判信息的重任，长远来看，有利于培养和提升民众的媒体素养。新闻媒体和相关机构要对有重大影响的谣言主动澄清，有效引导和服务民众，引导民众自觉判断和抵制谣言。民众越是处在焦虑中，对确定性信息的依赖和需求越强，新闻媒体正好借此机会提升自己的公信力和用户黏度。

奖励为传播确定性信息作出巨大贡献的团体和义务工作者。疫情期间，各类新闻、资讯、谣言鱼龙混杂。值得肯定的是，有相当一部分个人和团队为确定性信息的整理和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奖励疫情期间为确定性信息传播作出巨大贡献的义务工作者，有利于维护网络空间的清朗化建设。同时，鼓励模范的示范作用，有利于提升网民对信息的辨识力和理性素养。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完善信息推荐与信息搜索机制，精准推送辟谣信息。民众对网络搜索的依赖度越来越高。然而，搜索引擎推荐的关键词自动完成和下拉菜单的推荐，以及搜索结果在网页上的排序展现，都曾被指责有广告误导与赚取流量嫌疑，更有甚者，有些推荐还进一步加大了谣言和不实信息的传播。因此，必须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同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结合大数据和算法进行技术性辟谣。利用谣言信息库，结合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筛选辟谣关键词，可望避免旧谣新传，也即“潜水谣言”的“死灰复燃”，从而从技术上遏制谣言在各新媒体平台和不同时期多次传播。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