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崇山（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新中国成立72周年，各行各业纷纷“晒成就”。那么，最大的成就是什么呢？答案之一是中国人长寿了：从1949年的平均寿命35岁增长到2018年底的人均预期寿命77岁。我今年已88周岁，大大超过了全国人均预期寿命，我很自豪。

长寿真好！我经历了时代的变迁，目睹了社会的进步，现在又享受到现代化的生活，真是不虚此生啊！

如今，像我这样经历过战乱的人已经不多了。1933年2月，我出生在浙江省湖州市。父亲陈新甫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教育系，供职于湖州中学，月薪140块大洋。万恶的日寇入侵我的家乡，全家逃难到浙西国统区，仍经常受到日本飞机的空袭。日寇蹂躏了我的祖国，摧毁了我的童年。父亲先后在浙西第一和第三临时中学教书，母亲独自承担全部家务，积劳成疾，却因日寇对国统区的严密封锁，无药医治去世，年仅42岁。那年我才9岁，哥哥16岁，弟弟6岁。

后来，我以同等学力考入浙西三中春季班；抗战胜利后又转入湖州中学。1948年父亲受聘于浙江省立杭州女子中学任教务主任，我考入高中。因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发动内战，全国人民再次陷入战争的深渊，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全国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在暨南大学读书的哥哥陈荣三，因参加学运被国民党特务追捕，逃到了四明山革命根据地打游击。我也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在杭女中组织的读书会，接触到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进步书籍和文章，接受革命理论，秘密传阅苏联进步小说。同时我还担任杭女中在浙江省学生联合自治会的代表，负责周围6个学校的联络工作。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我们积极组织同学们护城护校，迎接解放军入城。1949年5月，杭州解放。

1949年7月，我被派到杭州青年干部学校学习，8月秘密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从入团的那天起，我明确了我就是组织的人，要一切听从党安排，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毕业后，为适应新区治理的需要，我响应党的召唤，主动向团市委申请参加萧山县的土改。农民大妈见我年轻又瘦小，说：“小陈刚刚从奶头上摘下来，就来领导我们闹翻身。”土改结束后，我在戴村区做青年团的工作。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我负责动员参军工作。我以刘胡兰、董存瑞、苏联青年近卫军等青年英勇故事激发农村青年的爱国热情，工作较为出色，工作经验刊登在团省委的刊物上。1954年，萧山县试点办县报，我服从分配成为县报记者。新中国事业欣欣向荣，我在革命队伍中顺利成长。

1956年，中共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在此号召下，我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立志要为做一名出色的女记者而努力学习，并改名陈崇山。1979年，我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新闻理论研究室从事新闻传播学研究。党的十三大期间，我在新闻所光荣入党。

时代为我创造了良好的研究环境，使我能与新闻界的志同道合者一起，开辟受众研究的新领域。我从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到研究员，1992年还获得了国务院颁发的特殊贡献津贴。1993年离而不休，主持了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的《中国女新闻工作者现状和发展》全国抽样调查，1995年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非政府组织“妇女与媒介”论坛上作主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为离退休科研人员创造了优越的科研条件，设立了老年科研基金，大力支持离退休科研人员发挥余热，继续研究。我的专著《受众本位论》（2008）和编著的《中国新闻界的“半边天”》（2016），以及和陈日浓合编的《安岗新闻论集》（2015），都是在离退休干部工作局的大力支持下面世的。2017年因健康原因，我告别学术生涯。

改革开放使我过上了现代化的生活。最近在网上看到一篇短文，很符合我离休后的老年生活。文章中有一段说：“几十年间，入地（地铁）上天（飞机），超越了历代帝王的待遇；隐身（网络）亮相（视频），集结了千古神仙圣贤的智商！从当年骑自行车出门的美感，到如今驾驶汽车、乘坐飞机出行的平常；从漂洋过海的环球旅行，到旷世缥缈的虚无网游。我们这一辈，人生经历跨越了几千年、生活品质超过了无数代！”

试问，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艰苦奋斗，哪来如此辉煌的历史性飞跃？

纵观我88年走过的岁月，有一条不变的规律值得总结，那就是：国家好，我幸福；国家逢难，我也遭殃。我与祖国同命运。

如今，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我虽已年迈，但仍有雄心要看到庆祝新中国成立80周年的盛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