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贡》书影。《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古代著名地理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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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峻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作为我国主流媒体的中坚力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近年不断挖掘传统文化题材并进行视听创作，大力探索文化自信的视听化表达，相继推出《中国诗词大会》《经典咏流传》《国家宝藏》等文化类综艺节目，将艺术性与娱乐性相结合，让文化类综艺节目与当代收视人群的欣赏趣味深度对接，实现价值引领，彰显大国文化自信。

2021年农历大年初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中国国家话剧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联手打造的大型文化综艺类节目《典籍里的中国》开播。节目立足于《尚书》《论语》等历史经典蕴含的文化内涵，将传统经典搬上荧屏，让“典籍活起来”。通过一系列创新式叙事，展现千年历史中经典书籍的源起与流转传承，凸显文化类综艺节目制作新形态。

场景构建创新：

历史的穿越、隔空的对话

《典籍里的中国》突破了既往节目在演播厅的单一时空，创新性地设置了“历史空间”与“现实空间”，将尘封于历史往事的情节、人物生动复现，同时将现实人物穿越至营造出的历史时空中进行双向角色对话、情感互动。在节目中，对于参演者而言，设定的角色能够游走于不同场域跨进跨出，呈现出一种全新的浸没式舞台效果。

为了让这一浸没式体验更为逼真，节目组根据每期不同的典籍主题，遴选构建最具代表性的场景。比如，在第一期主题《尚书》中，舞台一共被分成四个演出区域，一号舞台为主舞台，主要定为“大禹定九州”“牧野宣誓”等大场面的呈现；二号舞台为典型人物“伏生”的书房；三号舞台被分成两层，上层是“大禹治水”的空间，下层则是“伏生”幼年读书的地方；三个舞台中间由甬道相连通，既能还原出不同的历史空间和情境，又可让角色迅速切换实现跨进跨出，上演历史穿越。相较以往相对固定的节目场景建构思路，《典籍里的中国》的场景建构充分利用了当代的新技术，结合环幕投屏、AR、实时跟踪等手段让历史空间影视化，让典籍故事可视化，映照现实社会文化建设主旨需求，形成“剧中剧”的跨时空对话格局。

文本呈现创新：

具象、互动、复调叙事的生成

《典籍里的中国》节目通过影像方式将书卷中的文字历史予以立体活化，涉及大量的文本呈现创新，由抽象印记到具象话语、由旁观叙述到主体凝视、由粗放概括到精细聚焦、由单向输出到多向交互、由平面叙事到复调叙事等。在节目中，人物“伏生”历经沧桑磨难，在妻儿的合力守护下《尚书》才得以保全，“伏生”噙满热泪悲情慨叹：“说来不是我舍命护书》，是我妻、我子、我全家舍命护书》！”将人物性格具象化，呈现出特有的戏剧台词文本张力。在主持人通过穿越得以与《尚书》的守护者与讲述者“伏生”对话时，谈及关于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这华夏九州的历史，“伏生”言说：天下田地赋税被分为九等，一等最高，九等最低，扬州被划为九等。主持人用调侃的语气说出“看来扬州人这几千年挺努力的”这一趣味十足的台词，以话语文本的风格差异映衬中华历史发展变迁，呈现出强烈的互动意识。此外，节目中还设计了人物“伏生”面向观众的发问：“两千多年后，你们还读《书》吗？”呈现出历史人物、现实话语的复调叙事特征。在这里，布莱希特史诗剧（叙事剧）理论中的“反戏剧”特点得以呈现：相关角色文本设计并不追求与单一角色完全重合，他（她）既能通过表演进入角色，也可凭借叙述保持自我、与观众交流，观众因为审美经验的空间距离而使艺术“祛魅” （韦伯语）成为可能，共鸣与陌生化效果同时在场。

当前，突飞猛进的数字信息介质及环境建设，使各类新兴媒介以7×24小时的不间断态势涌来。但在这期间却甚少出现对中华经典文化的挖掘、演绎，众多经典典籍或高悬于象牙塔，或尘封在图书馆，或散落于教科书，或湮没于新媒体，中华经典文化亟待与时代精神相互碰撞，激发出新的精神魅力。《典籍里的中国》重拾文化的火种，在媒体融合的视听化表达中，以典籍为媒，以文本呈现创新赓续文脉香火，赋予历史典籍生动活跃的生机，给中华经典文化注入崭新的时代内涵。

主持角色创新：

由“第三方”化身“戏中人”

传统意义上的节目主持人，其出现往往鲜明独立，但与节目内容本体通常没有融合性关联。在《典籍里的中国》节目中，主持人被定位为穿越时空的“当代读书人”，以当下社会身份代入，与拟态的历史人物身处同一时空对谈发问，成为节目主体内容中极为重要的嵌入性要素，在事实上发挥着串联驾驭节目核心进程的作用。这一转变最大的特质在于原有的主持实体符号被淡化，“当代读书人”这一设定的角色身份凸显，主持角色由“第三方”的讲述者转换为“戏中人”的亲历者。主持人由手持话筒站在舞台中央的“第三方”客观角色到成为节目的“戏中人”主体角色，这一转变要求当事人在舞台上把握好“双重性”：一方面，要最大限度地进入角色、化身角色、表现角色，与其他角色实现有效对话；另一方面，还必须意识到自己原本的“主持”效能并没有因标签的淡化而消失，自己同时还是“戏中人”这一角色的监督者。

在文化自信的视听化表达中，“人”的重要性得以彰显。观点引导、信息输出、记录历史、凝聚精神、标志时代、传播规范、传承文化等功能，都要依靠“人”来实现。这要求新时代的传播者以高度的文化身份认同、文化自觉、主体意识，主动担负起历史和时代所赋予的传播责任和文化责任，通过视听多重元素作用，推动兼具思想性、艺术性，融同情、共情、移情于一体的“情感共同体”建设。这对于人工智能发展浪潮中甚嚣尘上的主持人可替代论具有重要的反思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在文化自信的视听化表达中，主流媒体具有责无旁贷的使命与担当，唯有牢牢把握“全媒”“融媒”向“智媒”“浸媒”的更新迭代趋向，不断革新叙事方式，才能成为社会主流信息情感的创造者、社会主流文化互动的引导者、社会主流价值塑造的传承者，彰显文化传承的时代底色。

（本文系广东省普通高校重点科研项目“新时代主流媒体主持传播网络正能量策略研究”（2018WTSCX02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