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马涛

当代中国学术体系的建设需要对学术生产的原点问题进行前提性反思，阐释学着眼于学术生产的基本方法，是一种基础理论的探索和实践，阐释学在当代中国的兴起表征了我们日益自觉的学术主体意识。那么，当代中国阐释学有哪些理论内涵？它对中国的学术发展有着怎样的价值和意义？日前，本报记者围绕这些问题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张江。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您提出“强制阐释论”，对当代西方文论的基本思想路线进行了反思和批评，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之后，您围绕建构当代中国阐释学提出一系列理论概念和构想，如公共阐释论、阐释逻辑论、阐释与自证、阐释的正态分布等。请问您为什么会选择阐释学作为学术研究的切入点？这是一种个人学术兴趣，还是有着更深的考虑？

张江：在提出“强制阐释论”之前，我已经在《人民日报》开设“文学观象”专栏，对于文学和文艺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的现象和问题进行解读和剖析，当时的设想是回到原点问题，通过系统阐说文艺原点问题，观察文学动态与现象，就当下文学的现状与走向、倾向和问题给出自己的判断。在此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回到原点必须进行一种方法论的前提性批判和反思。当代中国文论之所以缺乏自己的理论建树，很大程度上在于不加反思地引入西方当代各种文艺理论，而没有考虑中国的文艺实践。实际上，西方20世纪文论本身也存在着种种缺陷和不足，从根本上说，就是在方法论上的强制阐释，文学理论脱离文学实践，成为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理论的生成方式不是来自文学自身，而是从文学场外征用，成为无效的空转；文学理论对文学作品的阐释不是从对于作品本身的体验和感受出发，而是基于文学之外的某种理论预设，这种阐释是否有效是可疑的，我们不加反思地引入这种理论，对于我们自身文学实践的阐释更是缘木求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