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韧性城市 提升城市风险治理能力
◇孙杰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对现代城市系统如何更好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出了新的挑战。2021年7月河南特大洪涝灾害也迫使人们思考,现代城市系统如何降低城市灾害风险、提高城市风险治理能力、减轻城市灾害损失。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设“韧性城市”,以强化城市风险防控。建设韧性城市,成为新时代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韧性城市是指城市及城市系统在遭受到可见或不可见的风险与灾害的干扰、冲击时,仍能够通过科学调配资源,实现系统的快速修复、重建和发展,保持抗风险、快速反应、存续恢复、自我调适、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面对充满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风险,以“减灾防灾治灾”为导向进行韧性城市建设,需要着力提升现代城市的抗风险力、自组织力、适应力,综合提升城市风险治理能力。
加强城市“四预”体系建设,以增强城市抗风险力。现代城市风险不仅包括各种自然灾害,如气象灾害、地质灾害、暴雨洪涝灾害,也包括各种“人造风险”,如“城市病”。由于城市人口、功能、规模的复合性不断增加,现代城市发展呈现出高度的密集性特征,人口、建筑、资源、信息技术等的集聚,使城市风险的不确定性、复杂性不断累积,带来的破坏性与日俱增。
加强城市“四预”体系建设就是要使预报、预警、预演、预案不断完善与更新。首先,要强化城市风险的监测预报机制。在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的基础上,分类分级对城市风险进行全过程、全要素监测,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对风险演变的位置、范围、强度进行模拟,实现风险的早识别、早布防。其次,要强化风险的预警发布机制。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往往能极大降低风险的破坏力。针对不同境况、不同需求,构建“实时响应、精准定位、风险分级”的精准靶向预警体系是建设韧性城市的内在要求。再次,要运用智慧化、数字化手段,加强对“风险预报—风险预警信息发布—多部门协同快速响应”过程的全方位模拟预演,不断增强政府多部门对风险的应急反应能力、联动配合能力、抗灾救险能力。最后,要不断完善面向建设韧性城市的风险治理预案体系。除了现行的风险治理预案,还应针对突发性风险制定专项预案,特别是针对极端天气、安全事故、公共卫生事件,及时编修风险图和先期方案,突出预案的应用性与可操作性。
强化多主体协同性,以增强城市自组织力。由于城市系统的高度复杂性,城市风险治理往往涉及多个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企业及公民等多元主体。因此,韧性城市建设应该打破身份壁垒、信息壁垒、资源壁垒,形成全社会风险治理合力。构建以城市风险防灾指挥中心为核心,区域分散的应急救援中心、物资储备中心、舆情发布中心等为抓手的“一核统领、多点支撑”的韧性城市治理体系。
首先,政府部门之间应统筹协调、权责清晰、各司其职,避免某个部门的单兵突进。以“大协同+小协同”的网格联动机制构建不同条块之间的快速响应体系,充分保证城市风险治理的合力与抗逆力。其次,应发挥社会组织在韧性城市建设中的重要作用。韧性城市是一个组织起来的社会,社会组织具备的机制灵活、志愿奉献精神、资源广泛、组织网密集等优势,能够成为政府治理风险、灾后重建的协助者。最后,应发挥企业等市场组织的效率优势。有效平衡企业的逐利性、内在的利他性、社会责任清单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内在联系,整合“向善”力量。需要注意的是,针对现代风险的突发性、破坏性与不确定性特征,需要构建一整套常态化的多主体协同治理体制机制,培育政府与社会组织、企业之间的信任,借助其他组织在资源、信息方面的禀赋,整合成为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的共同体力量。
发挥市民能动性,以提升城市适应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民的城市,人民城市为人民。”建设韧性城市离不开培育市民的韧性理念,发挥市民主体的能动作用,提高其防灾减灾意识,最大限度地降低灾害对人民群众生活的影响程度。
首先,应强化人民群众对城市风险治理的责任感,激发主体性、积极性与认同感。从城市安全角度出发,防灾减灾以及风险治理需要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协助政府开展风险灾害期间的治理工作。其次,应征招一批具有奉献精神、服务意识以及专业技能的群众进行系统化培育培养,形成志愿服务队伍,并以地域、行业、专业特长、经验丰富度进行组织化、标准化方式运作。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医疗、消防、救援、土木工程、心理服务等方面知识的志愿者队伍,形成常态化周期性培训,以“平灾结合”的理念应对非常态的风险事件;另一类是社区管理、信息发布、基层治理等方面的事务性志愿者,以提高应对灾害风险的认知水平、治理能力、应急举措,特别是应发挥专业志愿者在灾后重建、心理疏导等方面的功能与作用。
城市是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持续增强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的空间场域。学会与“高度不确定性、复杂性”共处是韧性城市建设的基本要求,也是对提高城市风险治理能力的积极回应。以提升城市抗风险力、自组织力、适应力为目标要求的韧性城市建设,将成为我国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的发展方向。
(本文系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大数据时代精准脱贫引领下的乡村振兴路径研究”(KYCX19_200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科技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