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格格

人口发展是关系民族发展的大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指出，要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推动生育政策与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在此背景下，如何围绕“三孩政策”建构积极的生育配套支持措施，成为社会学界与人口学界的核心关注。为深入讨论该主题，2021年9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妇女/性别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性别与家庭社会学研究室、《社会学研究》编辑部主办的“三孩政策背景下的积极生育配套支持措施研讨会”在京召开。与会学者围绕低生育率下的生育困局、儿童抚育的社会支持及国际家庭政策比较等主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关注低生育率背景下的生育困局

“三孩政策”将对我国未来局势带来显著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王素琴在致辞中提出，人口发展是关系民族发展的大事，“三孩政策”是中国人口生育政策的又一次重大调整，必将对中国千万家庭的子女生育、儿童照顾以及女性就业格局带来深刻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杨典认为，“三孩政策”不仅与家庭和性别有关，还将影响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重大战略决策。

人口结构对家庭、政治、经济结构具有重要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王广州分析了第七次人口普查所体现的中国人口的重大变化，认为人口结构与家庭结构、社会结构及经济结构都紧密相关，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的长期平衡发展的角度，各地区需高度重视人口快速负增长和低生育率陷阱这两大问题，在发展规划上将人口政策与社会、经济政策协调一致。

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吴帆讨论了低生育率背景下的“生育赤字”问题，提出“生育赤字”是指实际生育子女数少于期望生育子女数或理想子女数的一种状况，是当前家庭政策可以直接着力的机会窗口，政府应促使三孩政策成为弥合这一赤字的良机，在鼓励生育及其配套政策上打好组合拳。

聚焦个体发展与亲职实践

生育问题作为再生产问题，往往同个体发展相联系。与会学者基于个体化理论的视角，探讨了社会再生产与个体亲职实践的关系。

山东社会科学院省情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吴真借用法国案例，讨论了“个体化”是否确实构成生育滞碍的问题，认为需要区分消极个体化与积极个体化，为个体化的生活方式提供便利和保障，才能帮助个体在当前环境下找回生育的自由、权利和本能。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陈满琪以“虎妈”作为社会分类方式，将其密集式育儿方式作为群体规范，探讨了共享现实的强弱对于群体情绪和群际行为的影响，证实了共享现实可以作为凝聚社会共识的心理机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杭苏红基于中产全职妈妈的话语和实践，反思了女性“自我实现”背后的单维价值体系，从“社会性自我”和“精神性自我”两个维度的得与失，分析了“全职妈妈”体验的复杂性，尝试描绘女性自我实现理想的内在变革。

作为生育与养育的主要承担者，父母的亲职问题对于积极生育同样重要。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沈洋对夫妻职业轨迹分化影响机制的研究发现，丈夫在做职业选择时，对该选择给伴侣带来的损失考虑更少，因此，需自上而下地倡导男性顾家的政策建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蒙克运用投简历的实验方法，聚焦由雇主预期造成的“预期性母职惩罚”，发现了未育女性的求职困境，在经济发达、产假更长的地区尤其如此。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罗艳从社会工作者的视角，关注农村单亲父亲的亲职参与，并进行了干预研究，发现其构成对既有亲职干预模型的发展与补充。

探索儿童抚育的社会支持

聚焦于育儿与社会支持的主题，学者们从代际资源、照顾需求、家庭政策与育儿共同体等不同角度关注了育儿的各方支持因素，给出了经验分享。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钟晓慧从代际视角讨论了三孩政策对老人照料的挤占，发现当今我国照料体系去家庭化与去性别化程度皆较低，提出在照料资源结构性短缺的背景下，市场与家庭资源向儿童倾斜，当家庭无法协调两种需求时，生育意愿会降低。

中共中央党校报刊社陈偲以社会类型需求论为理论基础，分析了中国大城市儿童早期照顾的家庭需求，从经济支持、时间支持与服务支持等角度给出了政策建议。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肖索未聚焦家政工群体，讨论了家政市场化过程中家政服务业的雇主—家政工关系变迁，指出这一关系在“家政服务商品化”下的“去特殊化”与在家政服务劳动过程中需经历的“再特殊化”之间存在的张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施芸卿和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学院李洁从社区的角度出发，分别以“社区妈妈共创团”的育儿实践和全职妈妈从家庭走向社群的尝试为案例，讨论了基于社会重新扩展抚育的公共性对于当前家庭养育负担过大的意义，并且探索了构建以全职妈妈为主体的参与式社区支持的方法。这些都启示我们在思考儿童抚育问题时，或许应突破公与私的想象，超越市场—反市场的二元划分。

分享各国家庭政策经验

探索未来中国的家庭政策、人口政策也离不开对其他国家的借鉴，学者们还带来了宽广的国际视野，比较了各国政策背后的价值系统并进行了效果评估，为我国平衡政府、市场和社会的政策设计提供了重要参考。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石鑫分享了北欧儿童照料政策的经验与启示，指出国家参与以及性别平等在生育政策中的关键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龚顺通过对日本家庭政策效果的问卷实验研究，发现了传统社会性别分工对家庭政策的作用机制，高学历女性和低学历男性更容易受到政策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马春华关注欧洲儿童照料政策中的非正式照顾和性别平等，发现儿童照顾安排与性别平等指数之间存在联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高翔分享了美国儿童照顾政策，指出政策设计需要考虑政策目标下的内在逻辑以及不同类型个体的行动逻辑。杨典在评议中指出，不应把社会福利视为社会的负担，而应将其视为重要的投资，中国的情形相较国外而言更加复杂，期待将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在会议总结中，马春华提出，此次研讨会跨越了社会学、人口学、心理学、社会工作等学科，关注了儿童照料过程中涉及代际资源分配、亲职实践、性别分工、劳动力市场与家庭政策等各方面的话题，体现了青年学者多样化的研究视角和富于创新的研究方法。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尽管分享了丰富的国内与国际经验，但家庭政策背后有错综复杂的文化价值理念与本土制度情境，不同部门对生育政策的态度、政策内部的目标、性别视角和家庭视角之间都存在张力，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与讨论。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