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田仲济在山东师范学院。 资料图片

◇杨洪承

1907年，田仲济出生于山东潍县今潍坊市）一个没落的家庭。1922年小学毕业后，入本县教会创办的文华中学。4年后，进入济南商业专门学校。从五卅运动到北伐战争前夕，他受进步同学的影响，“读了一些社会科学书籍，例如卢森堡的《社会进化论》、蔡和森的《社会学大纲》、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郭沫若译《政治经济学》，还有自然辩证法》《从空想的到科学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还从上海一个专出马克思主义书籍的书店邮购了《左派幼稚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七八本书”。

受左翼思潮影响涉足新文学

1928年前后，因日军入侵济南发生了“五三惨案”，田仲济回到潍坊故里闲住了数月，与各地回乡的原文华中学的几个感到苦闷的同学组织了五三读书会”，每人订一份新文学杂志，如《创造月刊》《语丝》《思想》《太阳月刊》等，还邮购阅读了当时的新兴文艺书籍。他的兴趣由此开始转向社会科学和文学。

1929年，田仲济转学到上海，考入中国公学社会科学院政治经济系。当时的上海已然成为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发源地，蒋光慈的小说和钱杏邨的左翼文艺批评正在流行，有关“革命文学”的倡导和论争也在青年学生中影响甚广。他接触到从济南逃到上海的革命作家胡也频等青年学生，认识了曾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的同乡耶林（张鹤眺）和杭州艺专的几位青年学生，参加了他们的活动，成为地下党外围组织“互济会”的成员。由此，他还将相当一部分精力投入文学期刊、书籍的编辑出版工作。1931年至1932年，经同乡李竹如介绍，他回济南正谊中学教国文，后又转入离山东潍县较近的牟平县立中学、掖县中学教授国文。在此期间，他接触到了同乡中的进步革命人士，如高象九、何思源、王卓青、路雨亭等，并在课余时间办了两个周刊，一个是《社会科学》，在济南民国日报附出；另一个是《处女地》文学周刊，在青岛《民报》附出。同时，还在青岛创办了《野光》文学周刊。此外，他还与友人组织青年文化社，在济南创办青年文化》月刊，后改为半月刊，宣传民族救亡，提倡民主。由于国民党的迫害，在当地难以维持，1935年迁址上海，出过几期后终被查封，与其他20余种简版刊物同时被迫停刊。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田仲济无法安心教书，急欲投身抗战烽火。于是，他应高象九之邀，离开山东去了西安，并偕友人奔赴陕北安吴堡青训班，访问月余。回西安后，创办报告》半月刊，主要发表文艺性的通讯、报道等，大都是采访安吴堡的见闻，仅出两期。1944年，他与陈纪滢、姚雪垠在重庆组织“微波”社，合办《微波》文学月刊，茅盾、叶以群、臧克家、臧云远等作家给该刊写稿。这期间，田仲济在重庆还与友人合办现代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东方文艺丛书》共10册，其中就有郭沫若《今昔集》、臧克家古树的花朵》、刘白羽《缝纫机》、沙汀小城的故事》等。

田仲济的杂文创作实践，是与他的办刊编辑活动同期开展的。20世纪30年代初期，左翼文艺运动兴盛，田仲济阅读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书籍，并受鲁迅的影响，自觉继承鲁迅的战斗传统，选择了杂文写作。在不长的时间里，就有近百篇杂文散见于当时的报纸和杂志上。这些杂文以朴实、含蓄、挺拔、幽默的创作风格与严谨、探理、清朗、抒情的学术品格，通过对现实的敏锐观察、对社会的深刻批判和对历史文化的自觉反思，立体地、多侧面地勾画出了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社会面貌。他既具有杂文家博大而仁爱的胸襟，也具有强烈分明的爱憎；既有博古通今的知识，也有深邃敏锐的批判。他一开始就自觉秉承“鲁迅风”杂文创作的传统，又以自己对现实时弊批判、文化内涵深邃、语言风格冷隽而放射出异彩。杂文创作为田仲济在20世纪40年代文坛赢得了声誉，他在重庆先后结集出版了《情虚集》《发微集》《夜间相》等杂文集，其中《情虚集》曾得到郭沫若作序。他与上海的唐弢、延安的徐懋庸、桂林的聂甘弩和宋云彬等一批鲁迅之后的杂文家，在现代文学史上同享齐名。罗竹风先生对其杂文予以高度评价：“田老抗战期间的杂文，也不妨说是国统区众多社会相的一面镜子，一幅画卷，一部诗史，它将在当代杂文史上占一席地位，留下光辉的篇章。”

首倡大众化的新型文艺

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的重要时期，也是田仲济被时代裹挟、人生经历和文学追求变动最大的时段。从1938年至1943年间，他先后辗转徐州、郑州、武汉、成都等地。在此期间，他遇到了西迁的中小学教师服务团，因有许多同乡老师和学生的熟人，他随团任编辑组干事，主编《建国教育》。又经高象九介绍，进入山东冯玉祥政治经济研究室做研究员。后又去重庆的中国乡村建设学院任教一年有余，旨在进行平民教育的宣传工作。这时，他也参与了老舍主持工作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诸多活动，与文学艺术界的王冶秋、臧云远、臧克家、姚雪垠、陈白尘、田涛等作家过往甚密。抗战时期是文艺与民众相结合的时代，也是文艺回归人民的时代。此时，基于理想追求、职业选择和兴趣爱好，田仲济集教师、作家与学者于一身。除了杂文创作外，他教书之余有意识地尝试并撰写了大量的文学批评和文学评论的研究读本，出版了《新型文艺教程》《作文修辞讲话》《短篇小说作法》《杂文的艺术与修养》《小说的创作与鉴赏》等理论类教科书。这些文字既有普及文学知识的功用，更有文学理论的独到阐发和建构。

第一，积极探索文艺大众化的形式和途径，倡导面向民众的新型抗战文学。抗战时期，田仲济敏锐地认识到，文艺创作在反映现实社会变革、日常生活、战争实况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他致力于探索文艺以何种方式才能为广大民众所接受。这也是五四以来新文学发展中亟待深入思考的问题。在投身社会活动过程中走进文学的田仲济，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发表过关于《大众语运动》的文章，认同当时瞿秋白、陈望道、胡愈之等作家倡导的文学平易有趣、读者容易接受的语言形式，与左翼文艺团体内的大众语运动遥相呼应。抗战以来，文艺大众化成为更为迫切的问题。哲学方面，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作了成功的尝试。1940年，田仲济出版的《新型文艺教程》一书，是“第一部文艺理论和知识的书，给学术思想的通俗化工作开辟了一个新路径”（李何林书序语）。田仲济文艺理论的通俗化表达，在该教程中尝试以问答、故事的方式，探索文艺如何交还给大众。他积极推广新产生的活报、街头诗、朗诵诗、报告速写、特写通讯等小型新兴文艺形式。这些文艺形式在民族抗战之中扮演了文学轻骑兵的角色，它们的作者大多数是在前线或敌后工作的文艺青年。正是通过这类通俗化的文艺形式，文艺与大众有了最密切的融合。他还在该书中对当时流行的“讲演文学和小说朗诵”文类样式进行了细致而独立的考辨和分析，并对陕甘宁边区盛极一时的秧歌和秧歌剧的旧文艺形式的成功改造进行了介绍。该著作对文艺理论和文学知识的普及工作做出了开拓性的探索，在学术界产生了积极影响。

第二，田仲济于1944年写完初稿、1947年由上海现代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抗战文艺史》，是现代中国抗战文学的拓荒史著，也奠定了他作为文学史家的地位。这部专著诚如作者所言，做了战时收集史料的“有心人”，首次勾勒出刚刚发生、多保留历史原貌的抗战文艺的轮廓。田仲济作为历史的亲历者，不仅体现出一种防止抗战文艺资料散失的自觉保存意识，而且较早反映出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史料文献的史识。他坚持革命文艺立场，要求文艺在内容上描写人民大众的生活，在形式上强调普及的大众化和中国化；提出从文艺时代性出发，塑造新时代英雄人物的要求，充分肯定抗战以来“新型文艺”的前途；正视抗战文艺的需求，确定文艺为抗战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反对违背文艺规律的概念化、公式化，指出文艺在抗战中的作用，作家应该遵循典型性、时代性、真实性的写作原则。这使得该简史除了具有第一手抗战文艺史料的宝贵价值外，还对五四新文艺发展的路向和抗战文艺新的状态及抗战文学相关问题做出了清晰的梳理，同时对以后抗战文学的研究和文学史的写作提供了新经验。《中国抗战文艺史》有多方面填补空白的学术意义，后被《中国文学大辞典》和学术史研究者称誉为“这是中国第一部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写出的现代文学断代史，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注意”。

坚守实事求是的学术原则

自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起，田仲济从重庆到上海，再回到山东，先后任教于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国立音乐学院上海分院、齐鲁大学文学院国文系、山东师范学院（今山东师范大学）等高等学校，担任国文和中文系教授。同时，担任了教务长和副校长、山东省文联第四届副主席、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等。改革开放后，他与李何林教授、王瑶教授、樊骏先生、严家炎教授等在北京积极筹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1980年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成立起，连续四届任副会长。1983年任山东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1985年任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会长。这期间，与许多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田仲济先后经历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设、改革开放新时期等重大社会历史的变革。他坚持在高等教育的工作岗位上，致力于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面貌还原和教书育人。不论现实环境如何变化，他都一以贯之地坚守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的学术立场。

首先，田仲济既以亲历者的感觉触摸和理解历史，又注意研究者的理性反思和体验历史。他坚持掌握第一手史料，将其作为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基础和基本路径。就大的方面说，在高校专业和学科建设中，他是全国最早重视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收集整理工作的学者之一。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在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组织编辑出版了一套《中国现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70年代中后期，他得到已故著名藏书家瞿光熙家属拟出售藏书的消息，顶着压力，为山东师范学院图书馆征购了一批珍贵的书籍和报刊。1979年他参加北京三院校现代文学教研室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参考资料史》（共18册）的教材审稿会，并在会上酝酿了成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的事宜。同年，他最早提出由北京大学和山东师范学院两校合作编纂首部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大型工具书的建议，此后便有了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等等。就小的方面讲，他强调现代文学研究要“论从史出”，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不能人云亦云。1963年，他在《文史哲》上发表《特写报告发展的一个轮廓——特写报告集编辑的一点感受》，推翻现代文学研究中一直认为特写报告文体是从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说法。他查阅20年代的《每周评论》《劳动音》《语丝》《洪水》等期刊文献和瞿秋白的早期创作后，证实特写报告作为一种新的年轻的文学有一个孕育期即五四时期，最早做出了现代报告文学起源时间节点和文体辨析的文学史评判。 

其次，田仲济强调现代文学研究占有可靠史料、发掘新史料对其领域的拓展和夯实基础尤为至关重要。他还正视历史的复杂性，注意厘清现代文学史长期困惑纠缠的学术问题。如对鲁迅杂文特质的理解、阿Q形象典型性的认知；茅盾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评价；王统照、沉樱等作家文学史地位的呼吁等方面，均有自己的独立发声，其研究成果被后来学术界常常提起和引用。作为文学史家，田仲济尊重历史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不避讳熟人、名人。1978年，他与孙昌熙教授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就鲜明确定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恢复历史本来面目”作为编撰文学史的指导思想。他们认为，不能把文学史写成作家史或作品论，要充分认识现代中国时事政治、复杂人际关系影响的特殊性，对历史现象和作家作品不夸大、不缩小、不掩饰、不臆断，用史料文献说话，有理有据地分析。他察觉到一种较为普遍的情况，1949年之后，现代作家或多或少几乎都对自己过去的作品进行了修改。“应该说作家是有权修改自己的作品的，但修改后不加说明，则很难反映特定历史时期作家的本来思想面貌。”他一一比对郭沫若1919年《匪徒颂》一诗发表以后的修改，指出“现代文学史中千篇一律地说《匪徒颂》证明作者在五四时期已热情地歌颂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自然，对这点文学史编写者也不能辞其粗疏的责任”。这也间接地提示学术研究和文学史编写必须依据初版、原刊原作的第一手史料，才可能贴近历史原貌，才可能相对客观地评价作家作品。这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最早出版的高校文科教科书之一，至今仍被海内外学界同仁称颂，该书率先践行了文学史编写和学术研究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

与时代患难与共的学者风范

田仲济一生走过了95个年头，是一位历经坎坷、饱经时势动荡和世态炎凉的长者，是一位始终保持鲜明个性、具有独立精神的作家和学者，以及终身从事教师职业的教育工作者。但是，他取得成就的原因更在于具有崇高的人生理想并为之奋斗一生，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思想进步，不懈革命。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革命文化战士。从青年时代起，田仲济即投身爱国革命活动。最初，他爱好文学，自觉阅读革命文艺书籍，追随进步的同乡、亲友，一直是党的外围文化组织的积极参与者。我们党战斗在隐蔽战线的一名优秀战士田云樵是田仲济的弟弟，1931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很早从旧家庭中出走，与哥哥田仲济的资助和影响有密切关系。田云樵在自传中回忆：“我们兄弟之间关系是比较好的，经常通信。在青年时期，他所爱看的文学，我也看了一些，也引起我的爱好……现在回想起来，我的革命思想的启蒙过程，读进步的文学艺术作品得到很大的益处，是他介绍了不少好的书给我读。我最早的进步思想是从他那里来的。”随后，在旧中国苦难的岁月里，田仲济辗转山东、上海、重庆、桂林各地，与共产党的作家、文化人亲密合作。20世纪40年代在国统区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他不顾个人安危，在家保护被追捕的同志。多年后，诗人臧克家以“仲济，曾记否？”为题，深情地回忆田仲济“勇敢地承担着生死的风险”大义之举。新中国成立后，田仲济自觉投身于党的文化艺术事业、教育、统战工作，积极为社会主义建设宏伟大业努力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他不忘初心，坚持不懈地追求真理，向往革命。1979年，72岁高龄的田仲济经中共山东师范学院党委批准，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终于实现了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一员的夙愿。

田仲济较早涉足文坛，大约在20世纪20年代便有文章见于报刊，直到晚年才搁笔。在漫长的写作生涯中，他的作品主要集中在杂文、散文、随笔、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等创作和文学研究领域，总数达300余万字。从这些作品中，读者可以看到70余年的中国历史，看见在泥泞中苦苦抗争、艰难前行的我们民族的脚印；更可以在其字里行间触摸到一个与时代共进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真切感受到一位有着独立人格和鲜明个性的学者风范。尤其是作为杂文家田仲济一生对杂文写作抱有很大的热情，从最初几个杂文集的命名，就可以窥见一斑。第一个杂文集以“情虚”为名，不无作者对早期杂文创作的自谦之意。后有“发微”集，创作主旨十分鲜明，注重揭示出一些别人不太注意或者不屑一顾的人与事。“夜间相”集也试图以一鳞半爪反映战时陪都的全貌，“想将胜利前夜的景色，给他留下一个淡淡的影子”。田仲济选择了杂文，就是选择了直面生活，贴近时代。有评论者以《从一个作者看我国现代杂文的道路》为题，来阐释他的杂文与一种时代文学样式的关系，及其深邃的思想意义。田仲济选择了杂文，也就是选择了对人的尊重，选择了大爱、良知与真诚，更多的学者一致认为他的杂文最能够体现“真的人和真的杂文”“求真务实”“人品与文品”互为映照的特点。钱理群教授曾将田仲济的杂文《说真话》《谎话颂》篇目与鲁迅的杂文《我要骗人》进行细致的对读后指出：他们杂文“不仅显示出前辈作家对于人世险恶的清醒认知”，而且“更是表现出他们对于人性的矛盾包括人性的软弱的深切的理解”。这固然“需要勇气”，尤其反映了“一个杂文家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品质”。直至生命的晚年，田仲济都在满腔热情地表达和书写，体现出他胸怀时代风云，拥抱生活，真诚做人之情怀和人格。他在为自己杂文集写序时自述：“尽管我是一个小人物，但大时代的灾难，主要的反映在为数众多的小人物身上，那末，从我心目中见到的，感到的世间的辛酸苦辣，也许同样的真实，甚而更切实些，那末，这些杂文就有了它独特的意义了。”这便是一个普通而平凡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最真实的革命心声和人生之路。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江苏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