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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类书传统的演进与变革

◇王京州

类书是指辑录各种典籍资料,分门别类以便检寻征引,兼具“资料汇编”和“百科全书”性质的工具书。古代类书既是传统中国独具范式的典籍,也是中华民族丰富文化的结晶。从魏晋六朝直至明清近世,历代类书的编纂绵延不断,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发展脉络和历久弥新的修撰传统,同时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从“御览”到“备览”

中国类书的发展脉络可概括为两条主线,首先是官修类书的传统。官修类书历代迤逦不绝,据其修纂时代分析,又可归结为今人喜闻乐道的文化图景:政治昌明的时代更易推动重大文化工程的构想和完成,简言之即“盛世修典”。乾隆三十九年圣谕开篇称国家当文治休明之会,所有古今载籍,宜及时搜罗大备,以光册府,而裨艺林”,正可用以比方。“盛世”所修之典”,主要体现为两种形式,一是正史,一即类书。

与其说“盛世修典”,不如说“易代修典”。历代官修类书之尤卓荦者,如艺文类聚》由唐高祖下令编修,《太平御览》为宋太宗诏旨编纂,《永乐大典》修成于明成祖登基不久,《古今图书集成》始纂于清康熙后期等,均编成于开国之初。如果说修史书是为了总结前朝故事以为鉴戒的话,那么修类书则根植于文献困厄与政府典藏的传统。每当易代之际,传世文献通常遭罹大规模的焚毁之厄,新朝廷每致力于搜集和整理典籍,作为构建新朝文化方略的思想资源和文献基础。时代更迭带来的图书之厄,是政府修典的深层动因,“盛世”则为修典提供了政策和经济保障,官修类书便是其直接体现。

在官修类书之外,私修类书也显现出茁壮的生命力。从齐梁时代陶弘景的学苑》、刘孝标的《类苑》到隋唐时代虞世南的《北堂书钞》、白居易的《白氏六帖》,再到宋代晏殊的《类要》、王应麟的玉海》,以至于元明以来的《万宝全书》天中记》《唐类函》等。历代私修类书总量之巨,远在官修类书之上;且与官修类书常受时局左右不同,私修类书可以完全不受政治牵制,体现出编纂者“积学以储宝”的动机,还原了类书作为“汇聚知识的文献载体”的纯粹性。

在传统中国的知识世界里,官修类书往往以“御览”为动机,而宋元以降渐次兴起的私修类书和坊刻类书则主要体现为“备览”。从“御览”到“备览”,不仅是类书阅读主体的改变,更反映出知识受众的普及化。

类书定型、分立与融合

类书的核心性质是分类,《皇览》正式确立了这一体例,因此被后世学者视为“类书之祖”。魏文帝曹丕敕编该书虽有上继《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之宏猷,但在著述形式上已发生深刻变化:《吕氏春秋》的十二纪、八览、六论与《淮南子》的内、中、外,虽也有类编的雏形,但毕竟不同于以类编排,在思想上虽杂糅百家,却经过重新阐释,力图熔冶众说,自成一家。《皇览》则明确“随类相从”的编排方式,思想内容以综述为主,并不时直接征引典籍,已与后世逐渐定型的资料汇编式类书相去不远。

在刘歆《七略》以来传统书目的著录中,《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属于“九流”之杂家,自然居于诸子略。荀勖《中经新簿》则明确归在乙部,亦即子部。由于体例和性质上发生了深刻变化,《中经新簿》将《皇览》置于丁部,自成一类,不与《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同列。齐梁以来的类书大都述而不作、照录原文,使类书的品格有所下降,于是《隋书·经籍志》将其重新划归子部,附列杂家之后。至于《新唐书·艺文志》,终于正式确立子部类书类的命名和定位。从依附杂家到自成部类,《皇览》及其同系列书在目录著作中的分类衍变,正显现出类书走进典籍前沿并逐渐定型的过程。

梁武帝敕编的《华林遍略》传入北方,很快便产生替代品。据唐人丘悦《三国典略》记载,北齐后主采纳阳休之的创意,命祖珽等“取《芳林遍略》,加《十六国春秋》《六经拾遗录》《魏史》等书”,仅历时七个月即编纂而成。虽大举利用前书资材,但在编纂体系上经过重构和改造,不仅体现了北朝文化的特色,而且“萧、颜撰例,诸贤秉笔”,撰例谨严,编排有序,因此后出而转精。《华林遍略》和《修文殿御览》的因承和革新,正式引发类书史南北分立的格局。

南北两大类书的流传,《修文殿御览》较《华林遍略》影响为大,传世时间也更久。但在距古较近的隋唐时代,《修文殿御览》不仅没有取代《华林遍略》,而且在隋和唐初,《华林遍略》更受统治者重视,几度成为官修类书编纂的典范和取材的对象。隋炀帝敕命柳顾言、虞绰等编纂的《长洲玉镜》“源本出自《华林遍略》”,欧阳询编《艺文类聚》以《皇览》《遍略》等为基础,再“弃其浮杂,删其冗长”。此外,以《文思博要》为蓝本编纂的《三教珠英》,连同《文思博要》本身也都是《华林遍略》的后裔。可见唐初官修类书无不深受《华林遍略》之影响,南方类书“一统天下”,北方类书则长期缺席。直到北宋初官修《太平御览》“以前代《修文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及诸书参详条次”,代表北方的《修文殿御览》一跃成为主流,统合南方系的《艺文类聚》和《文思博要》,至此南北分立的鸿沟得以弥合,类书史才真正实现了地域融合。

官私合流与体式嬗变

北宋官修类书除《太平御览》外,还相继编有《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等,后世将其合称为“宋四大书”。此后,《天和殿御览》《迩英要览》等官修类书绵延不辍,至于南宋则私修类书异军突起,《四库全书》著录的19种南宋类书均为私修类书,著者有祝穆的《事文类聚》、潘自牧的《记纂渊海》等。此外更衍生出以《事林广记》为代表的通俗日用类书,在元明两代影响深远。直到明成祖敕编《永乐大典》,官修类书才出现继统者,然而只是昙花一现,明代类书史仍主要延续南宋类书的私修传统。

明清鼎革之后,康熙尤喜类书,先后敕编《佩文韵府》《渊鉴类函》《子史精华》《骈字类编》,这些大型类书表面看是出于官修,实际承递的却是元明以来私修类书的传统。《佩文韵府》上承《韵府群玉》《五车韵瑞》,《渊鉴类函》则规仿《唐类函》,均以私修类书为蓝本,从其以康熙书斋名移题类书也昭示出私修传统的痕迹。而同时期陈梦雷在胤祉的资助下编纂《古今图书集成》,继承的又是包罗万有的官修传统。由此可见,官私分明的类书传统主线,至于清代则显现出逐步绾合的趋势。

同样是汇聚典籍,类书旨在分门别类、提要勾玄,丛书则设立主题、荟萃群书,宗旨相似而体例有别。与类书相比,丛书的起源较晚。南宋时出现《儒学警悟》《百川学海》等综合性丛书,正式确立了这一文献类型。二者区别还在于,类书从产生之初就奠定了官修的传统,此后官修与私修并立,而丛书自始为私家所编,迄未见官方主持修纂。

在清乾隆以前,官修典籍的载体形式一直是类书,至于乾隆则以丛书继起变革类书。他在圣谕中抨击《永乐大典》“意在贪多务得,不出类书窠臼,是以踳驳乖离,于体例未能允协”,批评《古今图书集成》“率属因类取裁,势不能悉载原文,使阅者沿流溯源,一一征其来处”,于是诏旨开馆修书,在四库馆臣的共同努力下,《四库全书》遂得以彪炳于世,一举奠定在丛书史上的里程碑地位。但从渊源来说,《四库全书》应视为官修类书的变体,体现的仍是官修类书的修撰传统。纵观整个清代的文献编纂,丛书形式开始跃居为主流,类书则退居于下席,这一现象当根源于《四库全书》带来的辐射力。

时移物换,学术昌明,日渐丰富的文化典籍需要梳理和总结,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需要检索和利用,类书以分门别类、述而不作的性能,正可肩此重任。于是,国家级重点古籍整理项目——《中华大典》应运而生。

作为按现代科学分类体系编纂的巨型类书,《中华大典》既承续了古代官修类书的优良传统,同时旨在超迈前修,根据现代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来分类,强调纬目的科学性、条理性、实用性,以全新视野系统观照传统典籍,必将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传播带来勃勃生机。

西学东渐以来,尤其是进入大数据时代以来,虽然受到了百科全书、辞书以及电子检索的技术化冲击和影响,但类书传统并未式微,而是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传统类书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尚需系统研讨,类书这一体式仍有待于学者的继续开掘和合理利用。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类书叙录、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暨南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