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康令

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是指一些极具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概念，反映了中国人的战略思维，在当代仍然具有鲜活生命力，对理解当代国际政治和中国外交具有重要指导价值，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缺失。本文尝试对其中颇具代表性的“礼尚往来”概念进行初步的探讨和分析。

古代中国对外关系遵循“礼尚往来”

中国是举世闻名、历史悠久的礼仪之邦。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代名词，可谓“礼序乾坤，乐和天地”。《礼记·曲礼上》有云：“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礼之精神和要义中的“礼尚往来”主要包含三层含义，一是讲求公平合理的施报平衡原则，二是要求自我和他人之间交往平等，三是主张来往双方保持相互尊重。以上三层含义，最终指向的是普遍、持久、和谐的理想化人类秩序。周代就将礼尚往来”的价值内涵贯彻于当时的国家间关系之中，邦国之间的往来讲究对等交往：一是报礼，二是报币，三是报书，四是报使。秦汉之后，中国对外关系贡赐”（进贡与回赐）往来中常见的“薄来厚往”的做法，可以从周代聘礼的灵活变通中找到渊源。古代中国外交“宾礼”的施行是进一步将“主国—宾国”情境和“大国—小国”关系不断具体化、深入化的重要表现。

从权力对比的角度看，古代中外关系的特征可以被称为“非对称”或者“不均衡”。秦朝完成统一后，中国在与周边政权形成的国际关系中长期处于中心地位，在维系地区稳定与和平的过程中常常发挥主导作用。尽管当时东亚各国还没有清晰的主权平等的认知和概念，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外交，但古代中国实际是与周边国家一同享有和使用平等交往的权利。而且中国针对不同地缘区域（泛游牧、小中华、曼陀罗区域）的国家会采取适合对方的思维和政策，体现出对其他国家的尊重。也就是说，传统东亚国际秩序的“正式等级制”结构中普遍存在着“非正式平等”的国家间互动。古代东亚地区的许多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通过施行适度的“敬”与“让”进行“礼尚往来”，在互敬互爱和互不侵犯的基础上作出一定的妥协和让步，便产生和实现了长期信任和跨领域互利的更大进步。传统东亚秩序“礼治下的和平”（1759—1840），以及这种持久稳定和平背后的册封礼制普遍化和贡赐礼制频繁化便是明证。

新中国外交奠基过程中的

“礼尚往来”

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坚守“礼尚往来”的经典含义，另一方面赋予“礼尚往来”的外交意义以新的时代内涵，从而使其在新中国外交的奠基过程中发挥了积极有益的作用，也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外交的进一步创新打下了基础。

一是“对等斗争”。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针和自卫原则，就蕴含了“礼尚往来”；周恩来同志把新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总结为包含“礼尚往来”在内的六条方针。可以说，这是认识论上的守正创新，用“礼尚往来”的认知丰富了“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斗争思想，体现了实现独立自主与争取和平两个方面的外交努力。中国通过时间空间的适度转圜来换取更多应对的余地，从而在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互动过程中实现“平衡”与“对等”。

二是“平等互利”。中国深深同情和勇于支持广大深受殖民主义压迫的亚非国家，中华文明的“礼尚往来”基因逐步与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主义精神有机结合。中国提出“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是对近代以来西方主导的“唯我独尊”的国际秩序观念的颠覆，中国在把“互利”确认为国家间关系的权利与义务方面作出了努力。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同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创性地将“平等”与“互利”结合在一起，代表了新兴独立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的共同心声，此后更成为多边舞台上的重要准则。

三是“同等尊重”。对于尊重我们的国家，中国“以礼相待”；对于不尊重我们的国家，中国“先礼后兵”。新中国在对外交往中充分做好了与不同国家打交道的准备，实事求是地进行外交联系。虽然中国十分强调同民族主义国家保持友好关系，但在有的国家挑起冲突的情况下，中国也会奉陪到底。这就是现代版中国外交的“以德报德”和“以直报怨”，或者说“友好当先，抵抗在后”，为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和树立新中国的大国威信打下了坚实基础。

“礼尚往来”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合理性行为体”而非“理性行为体”的逻辑假设出发，中国外交“礼尚往来”内涵的整体发展脉络愈发清晰，在继承和发展中逐步实现了思维方式、表达形式、行为模式的有机结合，以追求包容、开放和进步为主旨，体现在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等对外关系的许多方面，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特征。

一是外交形式上“重沟通”。“礼尚往来”不是“一厢情愿”也不是“一意孤行”。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应在彼此尊重、平等联系的基础上，保持稳定交流、密切沟通，以实现互通有无、加强互信。通过运用好“关系”和“过程”等国际体系中的社会要素和联结枢纽，可以孕育国际规范、培养国家情感、催生集体认同。

二是外交内容上“保增量”。“礼尚往来”不是“等价交换”或者“我赢你输”。对斗争既要坚决出击又要留有空间，对合作既有各取所需又有积极援助。这种互动形式并不是西方冲突秩序观所指向的“自助”与“争夺”，而是中国和谐秩序观所奉行的“互助”与“礼遇”。增加国际交往中的“余地”就是增添世界进步和各国发展的资源，可以更好地实现国家间的互利共赢与全球治理的增量改进。

三是外交目标上“促大同”。“礼尚往来”不是“同而不和”也不是“拉帮结派”。国家和文明之间应坚持开放包容，更多地成人之美而非成人之恶，尤其是大国应当求同存异，并引领各国积极公正地捍卫人类共同利益、应对全球共有挑战，努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可以从辩证思维、关系思维、有机思维和内化思维相融合的角度着眼，进一步探讨中国外交的“礼尚往来”范式，主要包括“过程式对弈”“领域间互惠”“文明型共生”三种运用方式，在新时代表现为“结伴外交”“反制外交”“抗疫外交”“援助外交”“文明外交”“民心外交”等创新的外交类型，显示出外交理念、外交话语与外交实践的“知行合一”。

“礼尚往来”概念既能与当今国际关系各个领域的主流概念进行对话，也因具备中华文明的独特智慧而实现了价值超越。中国“礼尚往来”式的文明互鉴能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促进各国形成更为宽广的世界观，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依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近代东西方国际秩序碰撞研究”（19CGJ03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