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高罗佩和夫人在重庆自家门前。 资料图片

◇吴岳添

20世纪80年代末，当时没有复印机，只能借阅和手抄文献，我费时一年多把荷兰汉学家高罗佩（1910—1967）的名著《中国古代的性生活》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1961）译成了中文，1994年在中国台湾出版了繁体字版。高罗佩所说的性生活并非单纯的性行为，而是泛指包括宗教教义、家庭结构、陈设服饰和文学艺术等在内的社会生活，所以出版时书名改为《中国艳情——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现在郑州大学出版社即将用简体字再次出版这部杰作，屈指算来已经过去了30多年。 

高罗佩原名罗伯特·汉斯·范古里克（Robert Hans van Gulik），是一位学识渊博、著作等身的汉学家。根据姓名中“古”和“罗伯”的对音，他给自己起了汉名高罗佩。他在莱顿大学时的毕业论文是《改善荷属东印度有关华侨法律条文的研究》，他的文学博士学位论文是《马明王源流考》。他勤奋好学，先后掌握了希腊、拉丁、英、德、法、意、西班牙、印尼、马来、阿拉伯、汉、藏、梵、日等10多种语言，为他在学术上获得丰硕成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高罗佩是荷兰的职业外交家，实际上是一位文化使节。他的足迹遍布欧美、中东和亚洲，特别是出于对东方文化的热爱而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1943年他在重庆任荷兰驻华大使馆一秘时，与当时在那里工作的名门之后水世芳（张之洞外孙女）结婚，之后育有四个子女。他还与于右任、冯玉祥等组建琴社，并从琴师叶诗梦学古琴，著有《琴道》；他学习中国书法和绘画，著有《书画鉴赏汇编》和《砚史》；他学金石篆刻，有《高罗佩印谱》传世。他有感于西方人只知有福尔摩斯而不知中国早有包公、狄公、彭公、施公等破案高手，因而在20世纪50年代初用英文创作了以唐代名臣狄仁杰为主人公的小说《狄公探案集》，共16部，凡130万字。小说问世以来在欧美不断再版，使狄仁杰成了一个不亚于福尔摩斯的传奇人物。

我国的烹饪艺术享誉世界，其实我们的祖先对性学的探索也远远早于西方。上古时代的《山海经》里就有了关于素女的传说，《易经》强调性关系是宇宙生活的基础，把阴和阳描述成孪生的宇宙力。从西汉开始出现了大量研究房中术的书籍，《容成经》 《玄女经》《素女经》《彭祖经》《玉房秘诀》《洞玄子》等都是性学方面的经典，因此可以统称为性经。然而自宋代开始，理学的复兴使男女之间的隔离日益严格，人人以谈性为耻，连老祖宗留下的不少性经都失传了。

幸运的是高罗佩在日本多方搜求中国已失传的文献，为我们整理了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而且在深刻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了关于汉民族性学史的学术名著《中国古代的性生活》，以严肃的科学态度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他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背景出发，以极其丰富的资料梳理了中国古代重要的性学文献和各种层次的文艺作品，分析了中国人性观念的形成和演变，即从古代对性的崇敬到现代视性为禁忌的社会习俗，拨开了性学研究被蒙上的重重迷雾，使我们既能更加深刻地认识祖先创造的灿烂文化，又能从中追溯一些现代社会问题的历史渊源，因此《中国古代的性生活》是一部属于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范畴的杰作。

高罗佩在研究《易经》时注意到一个有意义的事实：阴性元素总是在卦的上部；同样重要的事实是在“阴阳”这个词组里，阴总是在阳之前，这表明女人是性奥秘的保管者，拥有一切性的知识，是性方面出色的启蒙教师。所以在《素女经》里，是黄帝向素女请教关于性的种种问题，素女则一一解答。

妇女缠足的习俗产生于唐朝和宋朝之间的50年左右。南唐第二个君主李煜（937—978）为窅娘建造了一朵六尺高的大莲花，让她用布带缠足后在莲花上跳舞。足尖状如新月的角，这种新发明受到普遍的赞赏，以至于所有的夫人都想模仿。缠足从宋朝以来一直流行，又窄又尖的脚成为美女必不可少的标志之一，为此形成了一整套关于脚和鞋的民俗学，把小脚看成是女性的象征，甚至是性感的中心。这是女性身体上最隐秘的部分，是绝对禁止观看的，明代以来的色情小说，几乎千篇一律地都从抚摸小脚开始描写男女的调情。 

有人提出儒家支持缠足是因为它可以限制妇女的活动，使她们不能离家，因此缠足就是女性卑微的象征。高罗佩认为这种说法不能令人信服，因为礼仪规范与习俗有关，而习俗又是随着风气的变化而改变的。唐代妇女露胸不会引起非议，但在宋朝以后，袒胸露乳便被视为不成体统，衣服的高领才流行起来。1664年，满族贵妇被禁止像汉族妇女那样缠足，她们对无权享有这种美而深感痛心，因而穿上了状如莲足的木底鞋来加以弥补。所以对女性的脚和鞋的崇拜，高罗佩主张应该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加以考察。他还认为缠足最严重的后果不是损害妇女的健康，而是使妇女对体育锻炼全都失去了兴趣，特别是致命地打击了中国古老而丰富的舞蹈传统，从而造成了令人遗憾的后果。自宋代以后，著名的美女和妓女都因在歌唱和乐器方面的才华而受到赞赏，但是出色的舞女越来越少，而朝鲜和日本从中国引进的舞蹈艺术却仍在继续发展。

高罗佩指出，是元代和清代的异族入侵，使汉族人最终形成了忌讳谈性的内向性格。元朝时家长们唯恐妻妾受到征服者的纠缠，因而深感儒教隔离妇女的规则合乎情理，不惜一切把妇女幽禁在内室里。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人才开始变得一本正经，极力保守他们性生活的秘密。

即使对历来被视为禁书的《金瓶梅》，高罗佩也能以科学的眼光，从中看出中国人性生活的健康和正常，没有西方或其他古老文明中常见的种种病态。此外他对历代的住房、服装、首饰，以及妓院史和妓女状况的详尽论述，也填补了我国在这些研究领域的不少空白，从而为我们理解汉民族的习俗提供了多方面的线索。美国学者坦纳希尔（Reay Tannahill）在其著作《历史中的性》（Sex in History，1992）中称这部著作“无论自取材或立意言之，皆为无价之宝”，这一赞誉可谓实至名归、当之无愧。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湘潭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