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地铁陀思妥耶夫斯基站内 资料图片

◇王志耕

2021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诞辰200周年，也是他的忌辰140周年，全世界都在隆重纪念这位伟大的俄国作家。茨威格曾称陀氏“对我们这一时代的文学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他认为陀氏是现代主义文学的鼻祖。而当现代主义文学式微、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文学兴起的今天，陀氏的意义又在哪里呢？要理解这一点，需要理解其全部创作所蕴含的艺术救赎之道。

在以往的陀氏研究中，很多论者都将其命名为基督教作家，认为他借助其作品及一系列人物形象展现了基督教的伦理思想，为当时处于动荡之中的俄国，乃至处于现代性危机中的整个世界，提出了一条斯拉夫式的救赎之道。然而，在我看来，作家在其一系列小说中提出的救赎之道，才是他为整个人类作出的最有价值的贡献。陀氏有一句名言：“美拯救世界。”这句话堪称其全部艺术作品的真谛。

俄式社会主义：斯拉夫派救赎之道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国思想史上属于斯拉夫派，是19世纪中期俄国社会文化运动中最积极的活动家之一。尽管他一生都处于艰难困顿之中，一方面长期受癫痫症的困扰，另一方面由于家庭原因一直处于经济拮据状态，但在作家灵魂深处，那种强烈的国家意识和全人类使命感却从未泯灭。在其作品中，他始终都在努力寻找俄国及整个人类的理想出路。他在小说创作之余，还写下了大量政论性文字。后来则干脆自己主撰、出版丛刊性质的《作家日记》，以更集中、更明确的形式发表自己的社会改革和文化价值理念。

当时俄国的西欧派提出的方案是选择西欧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19世纪西欧的科技发展以1851年在英国举行的水晶宫博览会为标志，形成了一种强势文化，并对俄国的改革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车尔尼雪夫斯基1859年参观了水晶宫，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1862年问世的小说《怎么办？》中把水晶宫描写为俄国人的一个梦想。陀氏在其小说发表的这一年到巴黎、伦敦等地考察，回来后写下了冬天记的夏天印象》。然而，他看到的不是西欧科技的进步和强大的工业文明，而是在这背后发生的人性堕落。不错，“这里有数以千百万计的财富和世界性贸易的伦敦金融中心区，有水晶宫和世界博览会……你会感觉到有一股惊人的力量，它能把世界各地前来的无数人‘合成一群’；你们会意识到一种非常巨大的思想；你们会感觉到某种目标在这里已经达到，这里是胜利，是凯旋”。但这一切所谓成就在陀氏看来，靠的是物质的强制性力量，而不是博爱的力量，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一个以金钱为人的行为驱动力的社会。人可以为了金钱而放弃亲情、不要父母，整个社会都是“刻毒的”。博爱是不存在的，自我与大自然、与他人是相对立的。或者说，西欧的理性主义进步观与以博爱为基石的社会观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前者是以“面包”替代了自由。所以别尔嘉耶夫说陀氏“拒绝那种将石头变为面包的诱惑”，“人类社会即将变成蚁丘的前景让他感到惊恐”。水晶宫最终会成为幻象，而“蚁丘”则会成为现实。所谓“蚁丘”，即是以物质秩序建构起来的人类生存空间。陀氏在《地下室手记》中借地下室人之口说道：“极可尊敬的蚂蚁是从蚁丘开始，想必也是以蚁丘告终。”因为蚂蚁是为了吃饱肚子团结到了一起，那么，在蚁丘中能吃饱肚子也就达到了最终目的。难道这就是人类的最高理想吗？

陀氏提出的方案是建设一个以东正教文化为基础的精神王国。他在1877年的《作家日记》中提到了“三种理念”的说法：法国大革命式的社会理念与天主教思想如出一辙，是一种“强制的人类统一”；德国的理念与新教类似，它“仅仅幻想和渴望自身的联合，以宣扬它高傲的理念”，它相信“世界上没有高于德国人的精神和语言”，最终导致的就是孤立和敌对。显然，这两种理念是不可取的，于是陀氏提出了第三种理念：“这就是斯拉夫理念，一种正在壮大的理念，——或许它就是未来解决人类和欧洲命运的第三种可能性。……显然，我们俄罗斯人有两种较世界上其他民族更为巨大的力量，——这就是我们民族千百万人的完整性和精神的不可分割性，以及人民与君主的密切统一。”所谓“人民与君主”的密切统一往往被理解为陀氏对沙皇专制政权的赞美。而实质上，这里体现的是俄罗斯思想中的“聚合性”社会理想，即“多样性中的统一”，君主代表的是国家的统一意志，而人民代表的是诸个体的多样性。由此，便避免了天主教的有统一无自由，也避免了新教的有自由无统一的断裂性社会弊病。

陀氏自称是个社会主义者，但与主张暴力推翻沙皇政权的西欧派和民粹派不同，他与托尔斯泰一样，并不主张“暴力革命”。他要的是建立在“对伟大的、普遍的、全人类的、人与人兄弟般团结的渴求”之上的社会主义，“通过为了基督而实现的全世界的普遍团结而获得拯救”，即“俄罗斯式的社会主义”。

对话之美：真正的救赎之道

陀氏真正的社会改革方案体现于他的艺术救赎之道。在小说《白痴》中，他借主人公梅什金之口说：“美拯救世界。”然而，对于这句话，人们往往流于字面上的解读。这里的关键是，“美”到底指什么。我们说，陀氏所说的美不仅仅指小说中的文字之美、人物之美、景象之美，更是指“对话”之美。在论述普希金的艺术之美时他创造了一个概念——“普世回应性”（всемирная отзывчивость），即指艺术典型身上蕴含的“人民精神”或曰“大众精神”，所有人都能从中体验到与自身发生“回应”或“共鸣”的情感，从而使任何一个参与艺术对话中的人都进入“以友爱达成联合”的世界性和全人类性空间。

首先，这种对话之美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灵魂相通性。陀氏的第一部作品《穷人》就描写了两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小公务员杰武什金和穷苦女子瓦莲卡的悲剧情感。两个人一个“又老又穷”，一个为家庭的生存苦苦挣扎。然而，两颗受伤的心灵在整个社会的压迫与欺侮中却彼此联结起来，从而在苦难的生活之中建立起一个相濡以沫的精神升华空间。在《白痴》中，被讥笑为“白痴”的孤儿梅什金虽有公爵头衔，但却是上流社会的异类，是一个堂吉诃德式的人物，一个人与整个贵族阶层的腐朽价值观作战。在这种孤独的境况中，他遇到了交际花娜斯塔霞，后者靠着自己的姿色在上流社会周旋，有权势的人都视她为猎艳的对象，试图控制她、占有她，而唯有梅什金，在她身上发现了人类灵魂最美好的一面，也唯有他看中的不是她的容貌，而是她善良的心地。虽然他们之间不可能产生世俗的爱情，但灵魂的沟通却使他们在那个衰败的社会中成为一道美的风景。这也就是为什么梅什金会发出“美拯救世界”的呼吁。

其次，对话之美体现在不同思想立场的平等交流。巴赫金认为，艺术的功能就是强化人与人之间的“应答性”（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从而建构起“同情性理解”（сочувственное понимание），即“理解”并非理性主义哲学框架内主体对客体的行为，而是审美活动中平等的心灵交流行为。或许只有在审美的活动中人类才能建构起真正的对话性空间。所以当陀氏进入小说创作中时，就摆脱了自己现实身份中的独白欲望，给每个人物以相应的发言资格，让每一种思想都能够为自身做出辩护；在这种复调的喧响中，他不能让任何一种声音成为压倒性的独白，而是使所有的对话始终保持在开放的未完成状态。比如在《罪与罚》中，男女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与索尼娅持两种不同的价值立场，一个主张超人理论，要通过暴力方式来实现人间正义；一个却主张各人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在苦难中走向人与人的和解。显然，作家本人是否定前者而赞同后者立场的。但在小说中，作家却不允许索尼娅的声音成为压倒性的独白，而只成为对话的一方。所以，索尼娅从来不会夸夸其谈，也不会与对方争执，而是默默以悲悯的目光注视着对方，倾听着他的高谈阔论；而与此同时，她也绝不会被对方的话语所征服，她以柔弱的身躯支撑着这个社会走向精神复活的理想。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宗教大法官与基督的对话一节中，前者持“面包”立场，即只要他控制了“面包”，大众就会抛弃基督而跟随他走，后者则持“自由”立场，即，把自由交给大众，让他们作出自己的选择。在整个对话中，只有宗教大法官滔滔不绝的演说，而基督几乎一言不发，只在对话结束的时候，他走到那位90岁的大法官面前，吻了对方，转身而去。“那一吻在他的心上燃烧，但是老人仍旧保持着原来的思想。”陀氏曾经宣称，如果有人证明基督脱离了真理，他也要站在基督一方，而不是真理一方。但是在小说中，他不会让任何一方，哪怕是作者本人的立场，占据绝对独白的位置。因为“美拯救世界”的方案有一个前提，就是要保证在实现救赎的过程中不能以压倒对话者的方式来实现，而要始终保持对话的“未完成性”。

“美”的救赎是否可行

陀氏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艺术救赎方案，是为了避免在失去对话之美后出现以暴力实现所谓正义的危机。

在现实之中，人总是坚信只有自己才掌握了终极真理，总是希望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改造他人和这个世界，问题就在于，任何独白都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宗教大法官就是“为了上帝伟大的荣誉”，在“艳丽夺目的火堆上”一下子烧死了上百个邪教徒。《群魔》中的五人小组则是以拯救世界的名义，试图通过暗杀来推翻沙皇政权，但在未行动之前他们先杀掉了想要退出的同伴。《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在实践他的社会正义方案时杀掉了放高利贷的老太太，但同时也杀掉了无辜的莉萨维塔。陀氏曾在《群魔》中借沙托夫之口道出了斯拉夫派的实质：他们相信各民族当中只有一个民族能够拥有真正的上帝，而这个民族就是俄罗斯民族。我们要知道，这种想法就是陀氏本人作为斯拉夫主义者的立场，但他在小说中却把这种声音降低到了与其他声音平等对话的位置上，目的就是实现他作为艺术家的伟大宏愿：让整个世界在开放的对话中保持“回应性”和“同情性”之美。这样的方案也许不能保证人类实现有史以来的伟大理想，但却可以促进人类摆脱独白式危机，使之保持一种彼此应答的和谐状态。

历史证明，陀氏“美拯救世界”的方案并没有在俄罗斯此后的变革中得到实现。原因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仍然没有为我们提供实现这一方案的实际土壤，当社会底层民众失去了面包拥有权的时候，只靠索尼娅式的忍受苦难是无法解除他们“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境况的，梅什金公爵的宽容与善良既无法扭转掌握世俗权力者的暴虐倾向，也无法为身在苦难中的弱者带来真正的幸福。所以，这个堂吉诃德式人物所发出的“美拯救世界”的呼声并没有获得实质性的回应。

然而，在当今人类社会，“面包”独白成为压倒性声音。在这样的境况之下，如果我们失去了对美的追求，那么不但传统的危机无法解除，还会面临更深重的灾难。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救赎之道或许是一种乌托邦，但作为人类摆脱物质性独白困境的方案，却具有永恒的意义。

（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厦门大学外文学院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