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芸卿

《职场妈妈不下班》一书提出了一个双薪家庭最日常的问题：下班后谁来做家务？这一问题基于美国的工业化历程，男性进入经济生产后，家庭照料由女性兜底，而女性进入经济生产后，相应的文化理解却没有应运而生。这种女性的变化与其他领域变革的缺席之间产生巨大张力，被作者霍克希尔德称为“停滞的革命”。因此，正如译者在后记中所言，谁做家务背后，不仅是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的问题，还与职场与家庭的优先等级、社会政策和文化层面对社会再生产的重视程度和具体安排紧密相关。

作为情感社会学的开创者，霍克希尔德以女性社会学家独有的细腻和敏锐，充满故事性又不乏尖锐和清醒的笔触，带我们走进了10个美国家庭，展现了人们是如何诉诸私人层面的性别策略、感恩经济和家庭迷思，来试图缝合150年工业化历程所撕裂的东西——孩子和工作、荷叶边和西装、女性文化和男性文化”。书中对性别意识形态表里不一背后的张力、两性之间充满动态的“做平衡”过程及其背后的文化意义的描绘和阐释，展现了作者对日常生活的强大分析能力，使每个读者都能从中看见自己的、上一代的甚至下一代的影子；情感调适就是一种劳动，“情感劳动”是作者在社会学界非常重要的理论贡献，更是击中了婚姻生活中“做平衡”时无以言说的艰难。在当下中国，谁做家务”背后有着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多重转型的叠加，使得这种撕裂来得更迅速，也更为复杂；它既发生在女性身上，也发生在其他家庭成员身上；不仅需要私人领域的策略，更需要公共领域的观照，这成为我们当下重读此书的意义。

社会变迁带来的照料危机

及其内在张力

与西方历程不同，我们曾经历由国家来提供公共照料的时期，以使女性全面地进入社会生产。转型后，公共服务缩减，家庭托底职责增加，同时个体化和消费主义带来照料需求的膨胀，而照料的价值却未得到相应提升，使得面向经济”的生产和面向“人”的社会再生产之间的冲突日益凸显，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女性主体体验中的内在冲突。社会主义时期对女性劳动力的全面解放，使中国女性外出工作具有合法性，降低了母亲就业时的道德压力，但同时加剧了母亲在面对“理想照顾者”和“理想工作者”时体验到的文化矛盾。生产和家庭两条线索并重，带来的不仅是双重轮班的工作压力，还有情感消耗，使其一旦成为母亲，无论是选择“工作妈妈”还是全职主妇，都会自觉处于一种不够称职的境地而心生愧疚。

二是市场转型及消费主义带来的需求加码”与 “全面外包”。阎云翔指出，在中国，私人生活的崛起是由国家推动的，形成的是一种“不完全的个体化”，由此导致国家的撤出为社会生活、道德留下了大片真空，私人生活在消费主义、市场经济和其他价值观的侵入下发展，“消费”本身被建构成一种社会认同方式。这对家庭生活同样造成了深刻影响：一方面，市场逻辑对亲职的商品化渗透，使需求被不断制造出来，履行细节也被层层加码，体现为形形色色的“内卷”，不依赖于市场化手段就似乎不够“专业”和“高效”，因而不够称职。另一方面，迅速发展的服务和教育市场提供了丰富、便捷的外包产品，加之照料价值缺乏足够认可，各类家务、教育的外包迅速嵌入日常生活中，在制造出更多的“需求”的同时，对家庭关系的情感实质产生挑战。

三是代际合作育儿的得与失。面临着转型后国家从公共抚育中的撤退，以及上述的需求加码，代际合作育儿成为一种与外包并存且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由大家庭内部的代际资源整合来解决当下的照料危机，保留了私人化照料的情感内核，但建立在大家庭中仍有富余劳动力的基础上。与此同时，在城市化带来的高流动背景下、以保护夫妻生产力为核心的家庭策略下，大小家庭之间的重新绑定常常意味着上一代的迁徙。这种对于社会再生产以子代为中心的安排，使祖辈与其自身的再生产脱离，同样带来了情感调试的代价。

四是儿童作为重要的被照料者，同样也面临着某种撕裂。一方面，受独生子女政策及西方儿童中心价值理念的影响，精细化育儿得到普遍认同，儿童成为家庭内部投入和关注的焦点。但另一方面，在家庭之外，与育儿配套的城市公共空间、社会支持网络却没有发育起来，并且当前我们的学校、工作场所仍大体延续以生产为中心的文化和制度安排，这与家庭内部对儿童的养育方式存在断裂，使儿童成长面临着家庭内外不一致带来的张力。

遗憾的是，无论是书中所描绘的当时美国社会状况，还是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状况，弥合这种种裂缝的努力，只发生在私人层面，难以得到更大范围的国家、社会的实质支持。这种私领域内的尝试，不能从根本上解构两性在家庭事务中的角色分工，以及“家”和“国”在社会再生产上的责任分工，也因此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社会变迁带来的照料危机。

探索多方协力的照料体系

党的十九大以后，伴随着我国进入经济发展的新阶段，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社会转型也开始由以经济生产为中心逐步向以社会再生产为中心过渡，“人”和“情感”的维度逐渐得到更多关注。在霍克希尔德的理想中，变迁中的家庭照料无法回到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亦无法让需求“隐形”或完全“外包”，而应寻求既顺应现代要求又富含温情的解决方式。为此，需要赋予私人照料以价值，在借助市场化照料手段的同时积极拓展非市场的实践，重塑共同体的力量，捍卫私人生活的边界。这一理想指向的是一种多方协力的照料体系，需要国家和社会对私人照料的介入和分担，以在被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撕裂的生产与再生产之间，重新架设顺应新时代需求的桥梁，给我们带来以下几点启示。

一是尝试跨越经济生产和社会再生产之间的二元分割。工业时代的发轫，使工作和家庭空间分割，并逐步发展出截然不同的道德原则和运作逻辑。时至今日，两套充满张力的工作内容、行为准则和文化意涵在身为人母的女性身上交叠，加重了其内在冲突。但展望今后，伴随着“人”在“劳动力”之外的意义被看见，在一些新的互动场景中，工作和家庭似乎可以找到一些交叉融合的地带，使两者都可以被重新定义，出现交叉赋值的潜在可能。

二是以社区为基点，探索跨越家庭边界的照料资源整合方式。照料资源在多大范围内得到调用整合，折射出不同时代背景下对于社会再生产职责分担的不同观念。中国传统社会有着悠久的“大同”构想，以共同体的方式承担再生产职责。而社会主义时期，则从单位的层面将生产和再生产加以整合。市场化后，用于再生产的可得资源缩小至家庭内部。当前，我们需要将照料资源整合的范围重新扩大，跨越家庭边界，以社区为基点，形成一种更具社会公共性的多主体协力方式，为附着情感的私人化照料保留一席之地的同时弥合制度张力。

三是面向未来重新定义“儿童”和“女性”的价值。对于照料的制度设计，关乎一个社会如何看待自己的“人”。面对未来高度激烈的国际竞争，现有的制度安排能否培养出未来需要的孩子？我们的女性，是被作为承担边缘工作的照料者、与男性同样的劳动者，还是培育下一代时具有独特优势的生产者？当前，随着受过优质教育的新一代女性崛起，她们在新型教育行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在打通家庭与公共生活的关联上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这些柔和而坚韧“女性力量”，以温度和情感重新定义了社区，为生产与再生产在当前条件下的部分整合提供了可能，需要得到更多的外部支持。

因此，家庭照料需要延伸到家庭之外去讨论。“做平衡”不应仅局限于家庭内部的两性之间、代际之间，而应上升到国家、市场、社会和家庭的层面。由此，才能从“生命的劳动”的意义上重新理解照料，通过边界的拓展、价值的重新定义以及社会的连接，架设私人照料与公共生活之间的桥梁。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