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新飞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根据各区域比较优势，以对外直接投资形式重构全球范围内生产活动布局。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数据，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生产约占全球贸易的80%。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充分塑造中国双向直接投资体系，实现中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具有重要意义。

双向直接投资面临发展契机

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来看，双向直接投资是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网络的现实反映，也是中国应对内外失衡和供给体系低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更是推动中国全球价值链升级和产业链布局的新机遇。

首先，早期的粗放式引资政策吸引了外国大量剩余资本与中国廉价劳动力结合，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完善产业体系，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枢纽并借此将价值链向多国地区延伸。以产业生产规模统计，全球范围内中国多数产业的生产规模占比份额超过30%。广阔的产业体系规模优势带来的总量效应带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其次，粗放式引资使得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加工组装环节，增加了国内就业岗位和居民收入水平，解决了中国外汇储备短缺的困境。同时，资源寻求型的对外投资模式推动了国内的“产能输出”、资本输出和产业链的国际化布局，在优化国内经济结构的同时，带动中国企业积极拓展海外市场、提高利润水平。最后，技术密集型资本引进与技术寻求型投资通过技术溢出效应、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竞争效应、产业链上下游关联效应促进了中国企业的技术水平、管理经验和组织方式的优化提升，进而提高了企业的价值链附加值获取能力，为中国推动制造业产业“强链”“补链”“延链”“拓链”提供了借鉴经验。

然而，粗放式的双向直接投资政策虽短时间内带动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却也为后期经济增长乏力埋下了隐患。第一，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廉价的劳动力优势逐渐消耗殆尽，由国际大型跨国公司主导的部分价值链开始向其他国家转移。其次，我国大量的低端制造业增加值收益较低，限制了企业的研发投入，导致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长期“低端锁定”。再次，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仍以资源寻求型为主，高端制造业及高新技术投资较少；对外投资企业集中于国有企业，私有企业对外投资较少；对外投资主体集中于餐饮、住宿、批发、零售等传统服务业以及建筑企业，而高新技术企业较少。这导致中国逆向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较弱，全球价值链升级进程缓慢，对外投资结构亟待优化。最后，金融危机之后缓慢的复苏进程导致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以及逆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使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步伐急速放缓，全球价值链重构进程受阻。

价值链升级的重要手段

国际直接投资通过资本流动来实现对全球范围内生产要素与稀缺资源的重新配置，是一国产业转移、技术升级、重构生产优势进而实现全球价值链升级的重要手段。

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为东道国企业的技术升级和市场竞争结构选择提供了重要依据。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主要集中于两方面，即水平溢出效应与纵向溢出效应。前者主要表现为同行业企业之间在产品质量和生产流程上的模仿学习和同类型产品市场之间的营销策略竞争。后者主要表现为产业链上下游关联企业之间的生产联系，即上游外资企业可以通过与本土企业的前向关联，提供高质量和高技术的中间投入或产出，使得下游本土企业接触先进管理和经营经验，以“干中学”模式提高自身生产水平。同时下游外资企业为了保证产业链质量，可能通过与上游本土企业的后向关联，以技术合作、融资支持、公司治理等形式倒逼上游本土企业提高生产能力，对标先进生产技术。

另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也为母国企业产业结构升级和全球价值链升级提供了支持。本土企业通过对外投资可为本国经济发展寻求资源支撑和技术保障，母国通过对海外高技术企业投资或兼并，短时间内可提高本土企业创新能力，以资本换技术，同时实现产业扩张与技术提升的目标。同时，母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产能输出，进一步优化母国国内产业结构，推动母国国内产业技术升级。因此，国际直接投资是本土企业获取先进技术、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价值链位置的重要途径。

重视国际直接投资资源偏好

全球价值链的升级不是仅指某个环节的升级或增加值获取能力的提升，而是一国全产业链上的每个环节都与相符的优势资源结合，进而推动全产业链的优化和改善。根据国际直接投资不同的资源偏好，引导其与对应的资源优势结合，充分发挥资本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进而推动价值链的升级。

具体而言，一方面，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中国国内的区域之间逐渐形成各自固有的比较优势。如果继续实行一成不变的引资投资政策，不仅会造成优势资源的浪费，甚至会破坏当地原有优势产业的根基，阻碍当地经济发展。面对上述困局，我国应及时转变传统的双向直接投资布局，要鼓励技术密集型产业外资与东部的人才、技术、产业布局相结合，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资转向中西部地区，积极与中西部地区过剩劳动力结合，充分利用外资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实现国内有限资源的最优配置，进而实现国内整体产业链的升级。

另一方面，我国应当积极利用“一带一路”建设的投资效应，推动产能和资本输出。国内的过剩产能和资本不仅会侵占资源，造成稀缺资源的浪费，还会占用政府公共支出，降低政府政策红利效果。然而，国内的过剩产能和资本却是“一带一路”沿线大部分国家产业发展的基础和紧缺资源。因此，利用“一带一路”建设优势，积极推动国内企业走出去，既可以优化国内产业布局、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又可以帮助“一带一路”国家完善工业基础和产业体系，实现以中国为核心生产国的“价值链多环流”体系。

处理好双向直接投资的关系，事关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局，尤其要借力国际直接投资力量，助推中国价值链提升。

完善双向直接投资制度

国际投资中的资本要素需要经常跨境流动，因而流入国的制度环境是影响对外投资的关键因素。现有研究表明制度因素在双向直接投资中至关重要，地方保护主义、知识产权保护的缺失以及制度的不透明将严重损害当地的营商环境。而不透明的营商环境将无形中增加投资者的信息搜寻成本和投资风险，抑制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以及当地吸收能力的提升，减缓了当地技术进步和创新能力的培育进程。东道国不透明、不完善的制度环境也会增加东道国对母国对外投资企业的监管审查力度，不仅增加了母国对外投资企业的运营成本，也削弱了企业的声誉价值，导致对外寻求技术合作的难度增加，逆向技术溢出效应难以发挥。

从国内制度完善过程来看，应继续稳步推进法治化进程，以法治化的手段降低投资者与东道国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同时，还应当引入违法惩罚机制，提高对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惩处力度，完善外资企业投资维权机制，开辟外商投资者与当地政府的沟通渠道，切实有效维护好外商投资者的权益。中国应当继续推进简政放权、优化政府服务，不断简化行政审批流程、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只有不断提高政府效率和透明度，才能逐步降低投资的制度成本，进而提高市场资源的配置效率，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综上所述，中国双向直接投资应通过转变资本要素偏好、优化产业布局和完善制度保障，充分发挥技术溢出效应、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示范效应，不断提高本地吸收能力和劳动力专业素质，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基础、以创新为驱动力，突破发达国家价值链的“低端锁定”，实现全球价值链的不断升级。要优化双向直接投资结构，通过吸引高质量外资和推动高新技术对外投资，带动国内产业链体系的完善与升级，“以资带业”实现国内大循环产业布局，以制度换技术实现国际循环的整体提升。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