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祁

史官是周代职官体系中极为重要的一类，对认识周代职官制度颇为重要。但由于周代史官数量较多、职能纷杂，出土的金文材料又缺乏系统性，因此需要借助后世文献方能厘清周代史官体系。这其中，《周礼》中的史官体系就是极为重要的参考对象。然而，在周礼》体系中，“太史”与“内史”的关系如何界定，一直困扰着学界。据《周礼·春官·叙官》记载，太史乃下大夫，而内史是中大夫，内史地位在太史之上。不过，郑玄对此的注解却是“大太，下同）史，史官之长”，太史乃史官之长，地位自然在内史之上，这与《周礼》所载相矛盾，《周礼》史官体系因此受到了质疑。对此，贾公彦疏曰：“内史中大夫，大史下大夫，大史得与内史为长者，以大史知天道，虽下大夫，得与内史中大夫为长，是以称大也。”可见，古人早已注意到太史与内史的地位问题，并提出“大史知天道”的解释。

不过，这一解释显然没有让后代学者信服，《礼书通故》作者黄以周指出，“序云‘内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则‘大史’下当脱‘中大夫一人’五字”，认为太史也是中大夫，与内史地位相同。这种增文注经，已失经文原意，无法令人信服。笔者认为，与其囿于经文，强行解释，不如从西周太史与内史地位的动态变化中寻找《周礼》所载内史地位高于太史地位的历史背景。

西周太史与内史地位考辨

在西周早期，太史地位极高，甚至可以由“公”来担任，如《左传》襄公四年记载辛甲为太史，清华简《耆夜》称辛甲为“辛公甲”，与毕公、召公、周公并列为“公”，足见辛甲地位之高。再如，西周早期乍册█卣（《殷周金文集成》5432，以下简称《集成》）有铭：“唯公大史见服于宗周年，在二月既望乙亥，公大史咸见服于辟王，辨于多正。”铭文不仅以“公大史见服于宗周”纪年，还指明公太史可以“辨于多正”。其中的“辨”有考辨的意思。《周礼·春官宗伯》：“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则，以逆都鄙之治。凡辨法者考焉，不信者刑之。”大约对应着“辨于多正”。可见，西周早期的太史确实是周王的左右手，辅助治理百官，所以《左传》才记载辛甲“命百官，官箴王阙”。此时的太史职官，应是高于内史的，如《尚书·酒诰》“矧太史友、内史友”，内史友排在太史友之后。

西周中、晚期的金文少见太史一职，内史一职则较为常见，不仅以出纳王命的史官身份出现于册命铭文，还常常作为仲裁者与见证者参与土地转让事宜。如祼比盨（《集成》4466）中“内史无忌”、五祀卫鼎（《集成》2832）中“内史友寺芻”皆是内史体系参与土地转让事宜的证据。另外，师永盂（《集成》10322）中参与土地仲裁的几位大臣分别是“井白、荣白、尹氏、师俗父、遣仲”，其中“尹氏”很可能是“内史尹”的省称。在西周金文中，“内史”又称“内史尹”（《集成》4243、4274、4318）、“内史尹氏”（《集成》4246—4249、4257），王国维认为内史称内史尹，亦单称尹氏。西周晚期的《诗·小雅·十月之交》列举几位执政大臣，有“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维宰、仲允膳夫、棸子内史、蹶维趣马、楀维师氏”，其中“内史”在司徒以后，师氏之前，正与师永盂中“尹氏”排在荣伯（司徒）以后、师俗父（师氏）之前一致。可以证明师永盂中的“尹氏”应当就是“内史尹”。以此观之，吴虎鼎中书写契约的“尹友守史”、善夫克盨（《集成》4465）中典善夫克田人的“尹氏友史趛”，都可以理解为内史尹的寮友。这些铭文说明，内史体系是西周土地转让事宜中不可或缺的见证者。

《国语·周语上》：“古者，太史顺时覛土。”视察土地是太史的固有职责，但到了西周中期，不仅内史参与到土地转让事宜中，且土地转让过程中产生的“约剂”也要由内史寮友书写，吴虎鼎就明确指出书写约剂的官员是“（内史）尹友守史”。这说明，西周中期内史职能有所扩充，并占据了部分本该由太史履行的职责。

当然，西周中期的太史并不是不参与土地转让事宜，祼比盨记载“大史兴”与“内史无忌”共同参与西周晚期的一项土地转让活动。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活动是内史与太史同时参与的，且内史排名在太史之前。西周金文中职官排名不是随意的，而是按照职官重要性、地位高低决定的，地位高的职官往往排在地位低的职官前面。可见，祼比盨铭文一方面说明太史在土地转让活动中的作用比不上内史，另一方面也说明此时太史的地位要低于内史。师永盂“（内史）尹氏”与王朝执政大臣并列，且位于师氏之前，足见其地位之高。

随着西周中期内史职能的扩张，王朝政策由“对外”向“对内”转移，内史地位开始凌驾于太史之上，西周中后期金文中史官排序由“太史、内史”转向“内史、太史”，这大约是《周礼》中内史地位高于太史的历史依据。

《周礼》史官系统溯源

从上述太史、内史地位变动情况来看，西周史官体系很难被视为一个以太史为首，囊括内史及其他各类史官的庞大系统。更可能的情形是，太史与内史分属两个系统，其官长分别为太史、内史。这一点，清人孙诒让在《周礼正义》中早有论述：“大史与小史、冯相氏、保章氏为长。若内史，则爵尊于大史一等，盖与大史相左右。外史、御史则内史之属官，皆不属大史也。”他认为太史与内史不相隶属，《周礼》五史可以分为太史、内史两个系统。

受郑玄“大史，史官之长”的影响，学者多不赞成孙诒让之说，而认为有一个以太史为首的太史寮，太史寮掌管各类史官。笔者认为，判断孙诒让观点是否有学术价值，首先要讨论的是《周礼》所载五种史官是否真实存在。其中太史、内史在西周金文中较多见，不用赘言。除了“太史”“内史”，《周礼》中关于“小史”“御史”的记载也有可信的。

“小史”见于商代卜辞，《甲骨文合集》32834、32835，《小屯南地甲骨》2260就把它与“大史”对贞，无疑是史官之职。1985年殷墟刘家庄南地M57出土多件朱书玉璋，其中就有“小史”之名，暗示墓主人祖先中曾有担任“小史”史官之职者。《逸周书》中较为可信的《商誓》篇有“太史比、小史昔”，庄述祖把“太史比小史昔”改为“太史友小史友”，与《尚书·酒诰》“太史友、内史友”相对应，庄说可从。有学者把“小史友”改为“内史友”，则没有依据，古文字中的“小”“内”区分明显，古人不易将“内”隶定为“小”。《商誓》把“太史友”与“小史友”并列，与殷墟卜辞中“大史”“小史”同版现象相类，具有明显的延续性，说明小史一职到周初依旧存在。

西周早期韩伯丰鼎（《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2426）有铭（宽体）：

唯十月既生霸甲辰，在成周，御史至，以兹命曰：“内史曰：‘告韩伯：嗟，伯氏宕。卿事司曰：“论。”今我既即命曰：“先王命尚（当）付。”’”

“御史”，从单育辰释（《倝伯丰鼎考》，《历史语言学研究》第10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又见御史竞簋（《集成》4134、4135），说明西周时期已经有了御史一职。

韩伯丰鼎铭文由于人物与转述之语较多，学术界对其句读、理解争议较多，其中的难点是“内史曰”后面的话是否全是内史所说。根据“内史掌书王命”的一般规律，“既即王命”的“我”更可能是内史，而不会是御史，内史才最有资格即命“先王命”。因此，韩伯丰鼎记载了内史派遣御史到韩伯丰封地宣扬内史的命令，“内史曰”后面的话都是内史所说。由此论之，韩伯丰鼎说明内史可以命令、指挥御史，暗示御史是内史的属官。

虽然目前早期文献中尚没有出现“外史”材料，但“太史”“内史”“小史”“御史”在西周时期业已存在的事实，至少证明《周礼》中的五史体系有一定的历史依据，不可全然抹杀周代五史体系。更为重要的是，韩伯丰鼎提供了御史为内史属官的线索，表明五史体系分属于太史和内史两大系统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价值，这至少可以成为研究周代史官的一个参考方向。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科研启动项目“商代农业与农业社会研究”（2022YQNQD02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