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是出于天性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我从少年时代起就特别喜欢看小说。小学毕业刚上初中，学校图书馆藏书有限，我就经常在旧书摊上一本本地租阅。那时家里还没有电灯，晚上点煤油灯久了，母亲也不同意，于是我索性蒙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继续陶醉在小说阅读中。当然，偶尔被母亲发现，书也就被没收了。

这种痴迷的阅读不知不觉地陶冶了我的文学情操，让我在中学阶段的堂上作文屡屡受到老师的表扬。但真正从事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这个职业，还需要遇到机缘以及凭借个人的执着。

机缘与曲折

1956年，我如愿考上了武汉大学中文系，开始接受文学殿堂各种知识的滋养，中外文学的课程、文史知识和哲学理论，似乎在逐渐打开我心灵的窗户，使我懂得要成为一个合格的文艺工作者应具备多方面素养。到了大学四年级，学校安排以学生为主体编写教材，我所在的年级被分配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于是为响应号召，我们这批还未上过现代文学史课的学生，竟也不知天高地厚地承担起这一任务，大概是觉得“一张白纸”可以写出“新篇章”吧。

当时，我被分配编写巴金、曹禺等作家一章。我完成初稿送审后的一天，现代文学教研室的刘绶松先生突然来到我们宿舍。当这位全国著名的文学史家在我简陋的书桌前缓缓坐下，我惶恐地等待着“审判”。没想到，刘先生对我写的稿子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我对这批作家的分析评价是客观的、理性的。刘先生的鼓励，开始使我意识到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之所以具有价值，是因为必须有一个理性尺度，感情用事，随风鸣奏，写下的文字只能是过眼烟云。也许刘绶松先生和现代文学教研室的老师们是在这次教材编写工作中关注到我，所以一年后我毕业时，竟然让我获得现代文学教研室唯一的一个留校任教职位。这当然也正遂了我的心愿。

然而，当我不自觉地被裹进一种强大的潮流时，我的理性精神仍然是脆弱的。1964年，我被招进省委宣传部的写作组。在我被分配执笔批评一篇历史小说时，我的理性似乎被喧嚣的潮流所“湮没”了。这至今仍使我羞愧难当。失去实事求是的理性写作，所谓“成果”只能是如同废纸。

这一曲折也促使我认识到，在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中理性精神不应该是个抽象概念，而是有着它实质性的内涵，也就是：求实的态度，宽阔的视野，准确的立论。这也是一个文学评论工作者应有的品格。

春天的召唤

当我们的社会生活经历了动荡重新走上正轨后，我们每个人在学术上的成长也获得了新的机缘。1979年，我有幸作为湖北省最年轻的代表，出席了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亲身体验了文艺队伍重新集结的动人场面，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振奋人心的讲话，更激励我在迎接文艺的春天中，认真肩负起一个文艺工作者的责任。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我参加了教育部委托编写中国当代文学统编教材的工作。这段时间，正值思想战线“拨乱反正”工作蓬勃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为指导我们工作的准绳。尽管当时在教材编写过程中仍有某些“思想镣铐”未解，但毕竟让我们敢于推翻以往关于文艺思潮、文艺批判，以及对许多作家作品的错误结论，并慎重地作出客观的、理性的评价。可以说，作为我国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当代文学史教材，《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为我国高等院校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打下了最初的良好基础。

进入80年代，文坛春意盎然。许多文艺活动都促使我对文学创作的新貌更加关注。1982年春，应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邀请，我有幸参加了首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奖读书班，以后数年，又多次参加这样的评选工作以及一些重要的创作研讨会。这些活动不仅让我这个书呆子走出了书斋，摆脱了一些“学院气”，逐渐走向文学创作的广阔原野，还促使我真正沉潜到文学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领域中，对一些属于“内质性”的问题进行认真的探讨。

我开始思考，我国长篇小说自1949年至1979年前后的发展动态及其内在因由；思考以往一些长篇小说“定型化”或“模式化”与作家思维定式的关系；思考社会思潮的变化对作品反映的历史意识、人性意识、悲剧意识的潜在影响……我把这些深层思考凝聚进我的著作《中国长篇小说创作论》里，该书出版后在文艺界、学术界引起的反响出乎我的意料。

资深评论家冯牧先生在给我这部著作撰写的序言里说：“这是一部具有开拓性和建设性意义的著作”，它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引人思考并有助于人们更深一层地了解和判断我国当代文学一些重要现象及其内在规律的新观点、新论断和思想材料”。《光明日报》《文艺报》等全国十多家报刊也相继刊登了洁泯、江晓天、胡德培等知名评论家的评论文章，他们对这部著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我还收到一些作家来信，谈到他们读这部著作所获得的启发。这一切如同一股滚烫的热浪推动着我在文学研究、文学批评的路上砥砺前行。

理性的责任

自90年代起，直至进入21世纪，我在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领域开始以更宽阔的视野来检视文学现象。

一方面是进行“近百年长篇小说的现代演进”的课题研究。也就是力图从史的角度，分别通过精神立场、文化视野、艺术思维等几个关键点来检视近百年来中国长篇小说从古代向现代转型的步履。我将叙述性与思辨性相结合，也就是在叙述过程中，带着问题意识，针对当时学术界一些有争议的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如关于晚清小说是否作为“现代文学开端”的争议，我有意识地通过对晚清时期社会思潮及小说观念进行梳理，并对其中代表性的作品展开细致的辨析，具体阐述了晚清小说无论是作家的精神立场或是艺术手法的运用，都只能是一种“过渡性”现象，而不能说是一个新时代文学开端的真正“标志”。

对于新中国成立后前十七年的小说创作如何定位和评价，我也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就我的认识来说，这个时期的创作无疑不可避免地受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但它作为一定时期的文学存在也并非一无是处。我想跳出简单化结论，给它以另一种定位。通过反复的阅读和思考，我把它们放在中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转型的历史长河中来考察，明显感到这个时期的小说创作，带有生长在农耕文化土壤中的传统农业社会的精神特征和文学特质：由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天命观而形成的艺术和谐感和善于以圆满的理想来抚慰生活的缺陷和情感的缺失；由对宇宙世界阴阳两极的固有观念而形成的二元对立、极向化的艺术思维模式；由对事物认识的客观绝对性和因果关系直接性的依赖而形成的一些惯有的艺术思路；等等。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都在不同程度上带有这种“古典”特质，但毕竟时代不同，为其注入了一些新的思想素质，所以我将这个阶段的文学称为“新古典主义的成熟与现代性的遗忘”。当我以此为题写成论文并于2002年在《学术研究》发表后，曾被一些网站列为“本世纪以来中国近代、现代文学评论与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35篇论文”之一。

另一方面，我进行文学批评的目光开始注意文坛的新动向以及一些正在期待解决的问题，并接连写了一批文章。其中，《文学新时期的意味——对行进中的中国文学几个问题的思考》主要是对“文学的多元格局”“现实主义的命运”“文学价值基准的确立”等问题阐述我的认识。从历史的发展眼光来看，应该承认文学的多元格局是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应有之义，从多元到一元又可能再作新的分殊，文学潮流就是在这种分分合合中前进的。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有着悠久的传统，在今天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夹道中，现实主义不可能被淘汰，必然会融合着新的文化资源继续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在价值观的问题上，我认为就当前来说，一个作家如何真正地从人类历史发展中，从今天国家和民族所处的时代高度中，对人类的存在和发展的终极意义作出深刻的思考，应该是文学创作的最高要求。该文发表后，受到广泛赞许，并被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中国文学年鉴》编辑委员会编写的当年的文学年鉴中。

与这些问题相联系，我还撰写了《创作主体的精神转换——考察新时期文学的一种思路》一文，除了谈到作家对传统思维惯性的摆脱之外，重点谈对当时创作中所出现的“文化守成”和“后现代”精神现象的思考。针对当时文坛将一些作家作品的“文化守成”姿态当作“保守落后”进行声讨、将“后现代”情绪当作“颠覆现代性”的责难，我详细论述了这两种精神现象出现的原因，从它们与现代性的动态关系中说明这两种精神现象存在的意义。文章在《文学评论》发表后，被翻译成英文在《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转载。大概是因为我的这些理性分析对国内外读者有参考价值吧。

进入21世纪，回望20世纪的最后十年，我对长篇小说领域的创作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和理性思考。尽管创作数量激增，许多作品在现代意识支配下，艺术创新也取得了长足进步，特别是文体创造意识空前增强，艺术空间形式的创造和象征体的营建，这些都给长篇小说带来了新的艺术风貌。但是，通过对大量长篇小说作品的阅读，包括一些已负盛名的作家的作品，我发现在精神层面上却少有新的突破、新的建树，能给人们新的激励、新的醒悟、新的奋进动力远远不够。也许这正是长篇小说失去“轰动效应”的重要原因。由此，我在一个学术会议发言的基础上写成文章《行走的斜线——论90年代长篇小说精神探索与艺术探索的不平衡现象》。该文被《新华文摘》等多家刊物所转载，《文艺报》选取了部分内容以《这个时代会写出什么样的长篇小说》为题发表，没想到竟然荣获中国文联第二届全国文艺评论奖一等奖。

时代在激励着我，文学世界不断在唤起我的责任心。真理的追求无止境，文学批评工作亦应如此。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