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鸣九/自述  刘玉杰/整理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不能算是冯至先生的学生。我在北大学的不是他那个专业，我没有听过他一堂课，他的三大“绝学”——德国文学译介、杜甫研究与抒情诗创作，我都沾不上边，甚至知之甚少。

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我又的确是冯至先生的学生。我一进北大西语系，他就是我们的系主任。我出了校门，分配到研究所工作，他不久也调离了北大，来到文学研究所（1964年改为外国文学研究所）当所长（1982年辞去所长职务，改任名誉所长），他是我个人科研工作的直接领导者。

在北大时，系主任一个学年同全系同学大概只正式见一两次，那都是在典礼上和重要活动上，不外是讲讲话。冯先生的讲话，给人的印象是极为深刻的，当年西语系的学生，恐怕今天还能记得起来。他并不善于演讲，从不长篇大论，也没有什么“起承转合”“布局谋篇”，更没有抒情、煽情之类的词句与表达方式，看不出是鲁迅所赞赏的“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他讲的都是一般性的道理，都是常理常情，甚至是一般人的老生常谈，他绝不追求个性的表述，可是，作为一个新中国的系主任，他对学生进行训导时，能不讲点一般性的道理吗？不过，他讲起来，却完全沉浸在这些人云亦云的道理之中，特别认真，特别真挚，似乎不是讲出来的，而是从内心流出来的，头还轻轻地晃动一下，似乎有点沉醉，加上他声音特别柔和，带有明显的颤音与感情色彩，有时还将有的词语重复一下，不是在强调，而似乎是自己在体味、咀嚼，同学们对此还是颇有好感的，至少觉得他没有丝毫道貌岸然、板起脸来训人的样子。正是在同学们这种普遍的亲切感中，西语系发生了下面这么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