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雪春

作为20世纪学术四大发现之一的敦煌遗书，保存了4—11世纪近7万件经卷和文书，蕴含了多学科丰富的研究资料，百余年来一直为敦煌区域社会史、民族史、中古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等研究领域学者所重视，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学界现有成果主要是从古籍修复角度和裱补文献缀合的角度切入，而对古代裱补修复行为本身及其历史价值的讨论并不多见，还有诸多细节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鲜有学者从写本学的角度对裱补形态进行专门论述。归纳总结古人裱补修复的特点、秉承的修复理念、遵循的内在规律，深入挖掘裱补修复所折射出的政治历史背景，均可把敦煌写本学研究引向深入。因此，就文献裱补的深广意涵而言，尚有广阔的空间亟须开发与探索。

重视敦煌文献裱补研究

敦煌遗书中保存了大量的古代文献修复实例，囊括了裱补褙纸、缀接首尾和配补缺页等多元方式，依据修复目的，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将残缺的写卷通过配补缺页、缀接首尾等方式进行补足，以及补更原文献的残洞或补阙纠错性修复，从而保证写本内容的完整，可称为“内容性修复”。二是古人对开裂变坏、残破缺损的写本通过裱补褙纸，使之外观完好并可以继续使用，可称为“技术性修复”。概而言之，内容性修复旨在追求文本内容的完整，技术性修复侧重维持文本外观的完好，两类修复行为均使得原来残损不全的写本重新获得完整的形态。据不完全统计，经过古人不同程度修复过的文献约占全部敦煌遗书的四分之一，数量之庞大不容忽视。从形态看，配补的缺页和裱补的褙纸作为维系和支撑写本完整性的重要纽带，成为写本重要组成部分。从内容看，配补经卷和裱补纸上所书文字与原写本构成了新的有机体，进而成为修复后写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加强敦煌写本学研究，就不应忽略配补缺页和写本裱补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