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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笔下的鲁迅


■绍兴鲁迅故里景区图片来源:CFP


◇何郁

萧红笔下的鲁迅,或许是最接近其生活状态的那一个。

如果想知道,鲁迅在生活中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就去读读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在文中,萧红告诉我们,鲁迅爱吃油炸的,爱吃硬的,爱吃竹笋,爱吃葵花子。跟客人谈天时,鲁迅一会儿就剥完一小碟葵花子,许广平就默默地再去拿一小碟。鲁迅爱吃干荸荠,许广平还推荐给萧红吃。干荸荠是用一个铁丝笼子装着,挂在屋外晾干,再收进来吃。在另一篇文章《逝者已矣!》中,萧红还记录了鲁迅爱吃烤鸭,在上海期间,鲁迅与客人去吃馆子时,多半会选择一家烤鸭店。这应该是他在北京生活时养成的习惯吧。

鲁迅不爱吃软饭,不爱喝汤,即便是生病最严重的时候,也依然如此。萧红写道,1936年春天,鲁迅的肺病更严重了,一个人在二楼分桌吃饭,许广平精心煲好鸡汤,送上去,可每次都原封不动地拿回来。鲁迅一筷子都未动!鲁迅的主治医生须藤先生叮嘱,患肺病的人,要加强营养,要多喝鸡汤。鲁迅生病期间,许广平常常一个人抹眼泪,个性超强的病人,应该不好照料吧。

鲁迅有独特的个人习惯。下雨天出门,回家后雨伞一定会挂在衣架上,等上楼时一定会随手把雨伞带上楼。无论什么时候出去,鲁迅总是夹着一个印花包袱,包袱里装着文稿、刊物或图书。他总是一个人出去,不戴帽子,不围围巾。上海雨水多,鲁迅又不能受风寒,可他每次总是这样。1936年4月,鲁迅稍稍退热,便又出门了,家人要跟着去,可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鲁迅写作时,也有个人的习惯。常常要等所有客人都走后,等家人都睡下后,上海的热闹也渐渐歇息了,弄堂里的灯光也完全暗淡下来,才铺开稿纸,翻开书本,工作起来。等市声喧腾起来,家人也开始忙碌起来,鲁迅收拾好手稿,默默地睡下。那些刚刚写好的手稿,一定会压在书本下面,整整齐齐,纹丝不乱。鲁迅自己是这样做的,也要求家人、朋友、学生都这样,做人做事,一丝不苟。萧红写道,鲁迅最见不得青年作家来稿、来信时马虎。萧红用了一个词:深恶痛绝!为此,鲁迅要常常在深夜里跟这些文稿较劲。这让我想起了藤野先生,想起了藤野先生帮鲁迅修正解剖图的情景,分明在鲁迅身上看见了藤野先生的遗风。学生受老师的影响,原来可以这样深。

这些生活琐事或许还没法还原出一个伟大的作家的灵魂,但我们看到这些,便看到了一个活着的鲁迅,是生活中的周树人。这个人的音容笑貌,可感可触,可闻可见,这才生动,才正常。如果一个人看不见生活中的生命气息,又如何让我们感知到他的存在,如果不能感知他的存在,又如何能感知他的伟大?我喜欢萧红笔下这些近乎浑朴的文字,完全没有一点修饰,甚至连感情的倾向都不那么明显,但细细读进去,却又回味悠长。

据萧红研究专家袁权老师介绍,萧红写作《回忆鲁迅先生》是断断续续的。当时为躲避战火,萧红与端木蕻良困居重庆。应报刊约稿纪念鲁迅先生,萧红必须拿起笔来写,她责无旁贷,义不容辞,但由于种种原因,她却来不及写。因此她口述,由一个学生整理,所以这些文字发表出来,就是断断续续的。后来整理成单行本,由(重庆)妇女生活社出版,这便是有名的《回忆鲁迅先生》。这篇近三万字的回忆录,在纪念鲁迅的文字中,犹如一股清风,恰恰是这种断断续续的文字成就了它,使它更接近生活的真实片段,经过时间的风霜浸染,日子一长,便变成了一片耀眼的枫叶。

在这些文字里,我们能看到,鲁迅闲谈女人的衣着打扮,这在其他的文字里很少见到;鲁迅喜欢在客厅里种几盆万年青,抗冻,耐活,完全不惧怕阴冷潮湿的上海冬季;鲁迅不喜欢逛公园,即便是近在咫尺的兆丰公园、虹口公园,也没去过,但他对公园的规制一清二楚;鲁迅喜欢穿黑帆布胶皮底的鞋子,这种鞋子夏天穿起来凉快,可冬天穿起来冷啊,可鲁迅就是不换;鲁迅对待自己的手稿是极其随便的,甚至很随意地拿来,让客人或小孩用来擦吃鸡的手;鲁迅与家人在外面吃饭应酬,一定会让家人或孩子坐上车先走,也必须让萧红坐上车,而他自己却走着回家;鲁迅给书打包,仔仔细细,认认真真,包好后一定要用细绳捆好,捆好的书包必然是方方正正的;鲁迅送陌生的客人要坚持送到铁门外,并特意叮嘱他们,下次再来时,一定记住那个大大的“茶”字,他就住在隔壁;鲁迅是喜欢喝一点酒的,但他从来不喝醉,因为他记着母亲的话,不要喝酒,不要像父亲那样;鲁迅顾不上回应儿子的问安,“爸爸,明朝会,明朝会”,鲁迅只顾蜷缩在藤椅里咳嗽,海婴说,“爸爸是个聋人啊”……

在这些文字里,我们看到了一个饱经风霜摧折而依然顽强的绍兴老人,他身上有一种不服输的执拗,有一种肩住一切黑暗的坚毅,有一种看透一切的从容,有一种暗自较劲的狠劲。这个人对自己极其严苛,甚至因为怕风,便把朝南的窗户长期关起,自己闷在里面写作,而对待亲友,却又极其宽容。这就是鲁迅,在骨子里,他分明是“绝粮陈蔡,弦歌不辍”;在生活中,他又表现出一种“韧的”战斗精神。

萧红以前与萧军住在襄阳南路,属于黄埔区与徐汇区交界的地段,离大陆新村有一段距离。后来为了方便向鲁迅请益,就搬到了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所以几乎在每天晚饭后,萧红都来到鲁迅家里做客,而这时也正是鲁迅会客的时间。萧红写道:“以后也住到北四川路来,就每夜饭后必到大陆新村来了,刮风的天,下雨的天,几乎没间断的时候。”这是1936年3月,正是鲁迅肺病加重的时候。

萧红在鲁迅家出入自由,鲁迅也偶有回访。到7月17日,因为与萧军的感情出现矛盾,萧红决定去东京散心、写作。在与鲁迅一家人恩厚相处的日子里,萧红主动一展厨艺,做葱油饼,包饺子,其乐融融。她赢得了鲁迅的好感和许广平的厚待。只要萧红一来,小海婴就黏着她不走。鲁迅有一次还禁不住问,为什么小海婴那么喜欢她?我猜想,这大概是因为萧红本身就有孩子气吧,她那时也才25岁,虽然饱经苦难,却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

在鲁迅身边,萧红自觉地把自己当作一个小姑娘,一个女儿,一个程门立雪亟待指路的问路人,所以她的角度,是观察者的角度,是一个学习者的角度,是一个晚辈的角度。有一次,看到鲁迅家里种了几盆万年青,萧红便禁不住发问。作为一个北方人,她担心不生火炉的屋子里,会把万年青冻死。鲁迅回答:“这花,叫万年青,永久这样!”鲁迅说完这话后,萧红写道:“他在花瓶旁边的烟灰盒中,抖掉了纸烟上的灰烬,那红的烟火,就越红了,好像一朵小花似的,和他的袖口相距离着。”这细心的观察和精心的描绘,就是一个学习者的眼光,她在观察鲁迅怎么说话,怎样看待生活。

像这样的观察和描写,在《回忆鲁迅先生》里有很多。我们再看一例。鲁迅有一天很自然地聊起萧红的穿着,萧红应该是很吃惊吧,因此她想一探究竟,就问:周先生怎么会注意到女孩子的穿着呢?鲁迅回答说:是看美学书看来的。萧红又问:看这样的书有趣味吗?周先生看这样的书做什么?鲁迅没有回答她。萧红猜想,可能是很难回答吧。其实这样的问话,已经不那么礼貌了,但作为学习者,又好像必须要问。后来,还是许广平出来解围的。在我看来,鲁迅对待萧红,应该是一个长辈、一个父亲的态度。

除了直接请益,萧红更多的是默默观察,将鲁迅的一切默记于心。比如,鲁迅同冯雪峰的来往,不仅家人不怎么过问,萧红也是不主动探问,甚至在写作《回忆鲁迅先生》时,还用了一个代号“×先生”。萧红对鲁迅的书房和写作环境作了精细的观察和描写,这应该是萧红刻意要描写的地方。鲁迅的家总体来说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家具比较简朴,油漆已经不新了,家里的颜色偏暗,都是硬硬的坐具,但归置得井井有条,几盆大叶子的万年青和几缸小鱼,使家里带有一丝活泼的气氛。第二,家里的书不少,卧室里有,写字台上有,卧室后面的后楼里,全部都是,即便是在客厅里,也有两排书架,那上面排满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和许多日译本的作家全集。第三,鲁迅的卧室兼书房兼工作间,写字台上铺了一张蓝格子的油漆布,四面用图钉钉着,桌子上有砚台、墨、毛笔和笔架,左上角有一盏带罩子的台灯。鲁迅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写作的,那盏台灯见证了鲁迅生命的最后几年。生病期间,鲁迅校对了瞿秋白的《海上述林》,介绍整理了珂勒惠支的画,还准备翻译果戈理的《死魂灵》下部,还计划整理出版自己的三十年全集。很可惜,有些工作未来得及做。

1933年,萧红与萧军合作出版了《跋涉》,在文坛引起反响,备受关注。不久后,《跋涉》遭查封,二人相约出关,计划去上海。1934年,受好友舒群邀请,二人来到青岛避难。不幸的是,舒群被捕,二人只得逃出青岛,来到上海,投书鲁迅,鲁迅回信表示可以看看,但拒绝见面。应该说,鲁迅不是那种好为人师的人,他对陌生青年的交往是警惕而审慎的。坦率来说,他对中国青年的看法,并不见得好,尽管有刘和珍那样的果敢女子,有柔石那样的务实青年,也有甘愿做铺路石的韦素园。

可能是二萧的难处和作品,引起了鲁迅的注意吧,鲁迅答应在内山书店见面,资助了二萧三十元钱,临分开时,又给了他们返程的路费。鲁迅约人见面,多半在这儿。阿累的《一面》就描写了这样的镜头。后来,鲁迅又邀约二萧来家中做客,鲁迅还曾回访过二萧。一来二去,萧红便与鲁迅熟识起来,进而成为鲁迅家中的常客。这一段时间,也就是从1934年的年底到1936年的7月,长也不到两年,却成为萧红生命中最可宝贵的时刻。因为,萧红遇到了她心中的火,尽管这火不是那样主动发光,也不主动发热,甚至还有点像月光,有些寒凉和清冷,但它清亮、纯粹、朴实,饱经忧患,浑身散发出做人做事的智慧,也足以照亮萧红那一颗长途跋涉的心。

1934年12月,鲁迅推荐萧红的《生死场》给生活书店,1935年12月,《生死场》收入“奴隶丛书”自费出版,鲁迅为之作序,胡风为之撰写后记,一时在沪上风头无两。且看这个平时话也不多的周先生,在这篇为萧红写的序言里,是如何极尽抒情和推崇的。他写道:“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字里行间洋溢着高度的认同和欣喜,这是同道之间的认同,也是年长者看到年轻人成长为事业接班人时的欣喜。鲁迅曾经用一副集句联来表明他跟瞿秋白的关系,“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我猜想,鲁迅为萧红作序时,内心里也应该是把萧红当作同道来对待的吧。这两个人都是在中国苦难的土地上,绣绘文艺的花朵,为人生,也是为艺术。

1939年,萧红跟端木蕻良困居重庆江津,曾经想办一个名为《鲁迅》的刊物,以发扬鲁迅精神。他们曾经给许广平约稿,希望许广平写一篇大稿、长稿,“文章越长越好,研究我们的导师非长文不够用”。萧红写道:“导师的长处,我们知道得太少了,想做好人是难的。其实导师的文章就够了,绞了那么多心血我们还不够吗?但是我们这一群年轻人非常笨,笨得就像一块石头。假若看了导师怎样对朋友,怎样谈闲天,怎样看电影,怎样包一本书,怎样用剪子连包书的麻绳都剪得整整齐齐的,那或者帮助我们做成一个人更快一点,因为我们连吃夜饭走路都得学习的。我代表青年们,向你呼求,向你索要。”这封信写得很诚恳,也很迫切,从信的内容来看,她对自己、对鲁迅的定位也相当准确,这也是萧红很明确地称鲁迅为导师的时候。当年在鲁迅家中,鲁迅的一点一滴,都成为她学习的内容,都记在了心上。

为了纪念鲁迅,萧红还写过一个哑剧《民族魂鲁迅》。在这个没有人说话的作品里,萧红几乎还原了鲁迅的一生,从少年写起,一直写到鲁迅去世。这个作品的许多情节和细节,都来源于萧红对鲁迅作品和对鲁迅本人的了解。比如第一幕里,写的是少年鲁迅,出场的人物全都来自鲁迅的作品,有的来自小说,如祥林嫂、孔乙己、单四嫂子、阿Q,有的来自《朝花夕拾》,如庸医何半仙。在第二幕里,为了表现青年鲁迅追求文学事业,一个人寂寞地在旷野里摸索,突然就碰到了一个鬼——实际上是一个盗坟的人。这个故事就来源于鲁迅在家中的一次讲述(见《回忆鲁迅先生》)。

这个哑剧是萧红作为一个学生向老师交出的一份作业,不过这份作业也带着萧红鲜明的个性特点——“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比如,第一幕的落幕,萧红是这样写的:“舞台全陷在黑暗里,只有脚尖亮。一个人牵一条羊上,四面黑暗里显出百千只的猫头鹰的眼睛,牵羊人大惊而逃。小羊仔怔怔了半天,不知往哪里逃。黑暗重重地洒落下来。”这一段舞台描写,森然,可怖,鬼气吓人,颇有鲁迅的文字笔触,也是萧红常用的笔墨。

当然,萧红并不总是把“导师”这个词挂在嘴上,恰恰相反,她很少提及,只是在必要的场合才会说。更多的时候,“导师”这个词她是压在心底的。或许在萧红心中,她更愿意把鲁迅看作亦师亦友的关系。这种关系更符合她的性情和性格。1937年3月,萧红从日本回到上海,她来到鲁迅的墓前,写下了这首《拜墓诗——为鲁迅先生》:

跟着别人的脚迹,

我走进了墓地,

又跟着别人的脚迹,

来到了你的墓边。

那天是个半阴的天气,

你死后我第一次来拜访你。

我就在你的墓边竖了一株小小的花草,

但,并不是用以招吊你的亡魂。

只说一声:久违。

我们踏着墓畔的小草,

听着附近的石匠钻着墓石的声音。

那一刻,

胸中的肺叶跳跃了起来。

我哭着你,

不是哭你,

而是哭着正义。

你的死,

总觉得是带走了正义,

虽然正义并不能被人带走。

我们走出了墓门,

那送着我们的仍是铁钻击打着石头的声音,

我不敢去问那石匠,

将来他为着你将刻成怎样的碑文?

1944年,戴望舒拜谒萧红墓,口占一绝《萧红墓畔口占》:“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我等待着,长夜漫漫,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不知道戴望舒此前是不是读过萧红的那首《拜墓诗——为鲁迅先生》,两首诗心气真是好像啊。真正的知心朋友,即便平时久不联系,但见面了就能彼此读懂,或者就彼此凝望,或者就抱头痛哭,或者只是轻轻地说一声“久违”,应该就是这样一种关系吧。我想,萧红与鲁迅即是。

(作者单位:北京市朝阳区教育科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