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中华典籍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本报记者 卫思谕
在数字化时代,翻译在知识迁移、文化更新、社会变革中的中介作用更加突出,推动了知识翻译学应运而生。从知识的理解、迁移和传播出发,知识翻译学重构了知识的地方性与翻译的世界性。中国典籍是世界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把典籍翻译置于知识翻译学的视野,重新按照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系统分类和规划,对理解和传播中国知识,促进中国文化的世界化阐释具有深远的学术意义和文化价值。
挖掘典籍翻译文化价值
我国典籍外译最早始于400年前由传教士和汉学家主导的中国文化传播运动。20世纪90年代,我国典籍外译工程《大中华文库》启动,使得典籍翻译正式具有了国家翻译的性质。目前,典籍翻译已成为中国学术的一大阵营,成为助力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股洪流。
在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日前举行的2022年全国典籍翻译高端论坛上,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王克非表示,翻译中华典籍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既能让外部世界了解中华文化,也能进一步促进中华文化思想的交流。若能将典籍翻译加以梳理总结做成总目录,有利于世界全面了解中国文化。这个总目录既应包括中华典籍、民族典籍、地方文化,也应包括国内外译介研究总目的编制。在翻译策略方面,要注意语种、地域和国家的分别,根据不同受众区分不同风格和类型的译本。此外,还可以将零散的、庞杂的译文译作按照译者、年代、语种、类别等进行分类整理,进而汇聚成可检索的大型典籍文献翻译数据库。
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杨枫表示,在知识翻译学理论的观照下,翻译成为一个地方性知识的世界性认同问题。地方性知识通过翻译过程和行为呈现了知识的变异性、联系性和互通性的世界性特征,以地方性为根本的各种知识之间的主体性辩护和理解、竞争和使用、传播和影响,在本质上标志着地方性知识在世界上的认同程度。
创新典籍翻译理论
典籍语言结构及表达习惯与现代白话大相径庭,要在理解原文基础上转换成目的语言,这对译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此,对翻译方法和理论的探讨,是典籍翻译研究的一个重点话题。当前,比较适用于中国典籍翻译的理论解释是功能结构主义及解构主义。
20世纪90年代,解构主义翻译思想被引介到我国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张智中表示,解构主义翻译思想颠覆了传统翻译观,解决了诗歌不可译性的问题,并赋予了译者更多的自主权,其主张发挥译者对原文的主观能动性,拓宽了译者的视野,张扬了译者的个性。应该说,解构主义翻译观为典籍翻译提供了新视角、新思维和新方法,使翻译更具有灵活性和创造性,不仅提升了汉诗英译的质量和水平,也为中国诗歌“走出去”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借鉴。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典籍英译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陈大亮提出,典籍翻译必然要克服古汉语的理解障碍,借鉴多种注疏、集注、阐释等以达到知识的客观性、理解的合理性和阐释的合法性。但同时,典籍翻译的距离并不是都需要克服的,也可以成为一种可利用的分析工具。比如,时空距离的存在,可以帮助我们梳理典籍作品的源流本末与学习研究的先后顺序,还可以化时间为空间,转向多维度、立体化的多模态翻译模式。
重新审视中国翻译话语
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周桂君以许渊冲的《道德经》英译本为例,探讨了文化翻译策略对传播效果的影响。《道德经》外译始于16世纪,其英译的传播主体主要由三个群体构成:一是19世纪具有传教士或外交官身份的英国汉学家,二是20世纪以来的英美汉学家、翻译家和其他职业的西方译者,三是包括海外华人译者和本土译者的中国译者。而传播效果是指受众接收信息后,在心理、行为等方面发生的变化,是评判传播活动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许渊冲的《道德经》英译本主要采用归化为主、异化为辅,兼顾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通过多种翻译方法,既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源语言的文化特色,又尽可能准确地向西方现代读者传播了老子思想。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理事蔡新乐以孔孟对中国翻译思想可能的贡献为主题,认为中国传统诸子百家历来重视谈“心”。特别是佛教传入中国后,也逐渐本土化。因此,对中国传统译论的思考,既需要关注中国哲学的重心,又应注意佛经翻译史的重心。为此,中国学者应站在中华文化的立场上,重新审视中国翻译话语,补充孔子的“有教无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孟子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等思想,进一步完善中国翻译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