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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何以为﹃蜀﹄

◇钟周铭

蜀地的得名与蜀族有关,是他称而非自称,这支族群最初活动在中原地区,后由于种种原因辗转迁徙至今天的四川省境内。由于中原人对该地区不熟悉,遂以自身熟悉的蜀族之名命名当地,称其为蜀地,意为蜀族所到之地。但对该地区的情况却并无了解,史书“不得与春秋盟会,君长莫同书轨”的记载暗示了这一点。四川地区被纳入中原大一统的王朝之后,蜀之名称遂成为定制,一直流传至今。四川得名为“蜀”是先秦时期族群迁徙的结果,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有力体现。

蜀族:一支与华夏文明

关系密切的族群

蜀族是一支古老的族群,早在龙山文化时期,便同黄帝、颛顼产生了联系,甚至还曾有通婚的行为,实力之大可见一斑。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的儿子昌意,娶了蜀族之女为妻,生子高阳,即五帝之一的颛顼。夏王朝时期,蜀族与夏桀曾发生过一场战争。据《太平御览》卷一三五引《竹书纪年》记载,夏桀为了抢夺美女,攻伐蜀族并最终获得胜利。

从商朝开始,我国历史有了可靠的文字记载。甲骨文的发现,为我们进一步探索蜀族与华夏文明的关系增添了实物资料。从卜辞的记载而言,商王时常“至蜀”“在蜀”(《甲骨文合集》20584、20854、21723、21724),占卜该地近期有无灾祸。商王还经常贞蜀受年”(《合集》9774),占卜蜀地的粮食收成如何,以便前往收取租税。一旦蜀人不从,便“共人(征)蜀”(《合集》6858、6859),甚至派遣使”(《合集》21730)驻守蜀地进行政治监视。另外在卜辞中,还见有商王联合某方国攻打蜀族的情况。商朝末年,政局动荡,原居蜀地的蜀族部分西迁,部分留守。西迁的蜀族加入武王伐纣的阵营,《尚书·牧誓》中有明确的记载。留守的部分蜀族则同商王室共进退,成了周人攻伐的对象。

西周以后,西迁的蜀人继续带着同黄帝、颛顼有关的历史记忆迁徙至今天四川省境内,并与当地人渐渐融合为新的蜀族。由于四川盆地固有的自然地理环境,中原人对其族群的印象也慢慢淡化,直到战国时期才又逐渐明朗。

蜀族最初活动区域:

中原腹心地带

黄帝、颛顼作为中华“人文初祖”和“上古五帝”之一,学术界一般认为其原本的活动区域就在中原一带。如黄帝,《集解》引皇甫谧曰:“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大清一统志》卷五十二曰:“轩辕丘,在新郑县西北故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研究成果指出,最早出现社会分化现象集中在黄河中游地区,为揭示黄帝族群的活动地域增添了大量新的科学证据。又如颛顼,《文选·思玄赋旧注》曰:少昊金天氏居穷桑,在鲁北。”《淮南子·本经篇》云:“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高诱注曰:“空桑,地名,在鲁北。”种种文献的相关记载,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了黄帝、颛顼的活动区域,也反映出上古时期蜀族活动的大致区域。

夏王朝时期,蜀族同样活动在中原腹地。《太平御览》引《竹书纪年》曰:“桀伐岷山,得女二人,曰琬,曰琰。”岷山,实为蒙山,岷、蒙古音都为明母,音近互通,《楚辞·天问》“桀伐蒙山,何所得焉”,《汉书·地理志》泰山郡蒙阴条目下注曰:“《禹贡》蒙山在西南,有祠。颛顼国在蒙山下”可证。故在《左传》对宣公十八年、成公二年、昭公七年战争的记载中,多次出现了带有蜀的地名,且地望都在中原地区。

商朝时期的蜀地,同样在中原腹心一带。上文提到卜辞记载商王时常至蜀”“在蜀”“贞蜀受年”,占卜该地近期有无灾祸和粮食收成情况。商王频繁来往蜀地,以当时的交通状况以及区域重要性而言,两地之间的距离不应相隔甚远。由于当时的“祸”对于统治阶级意义重大,商王多次去蜀地,甚至可以说蜀地与商王朝的腹心区域不远。在卜辞中,常常有商王联合某方国攻打另一方国的记载,从逻辑角度和实际情况而言,当时作战的两个方国相距皆不远。据此,假如卜辞中有商王联合某方国攻打蜀地的记载,那么只要能确定这一方国的地望,便能推测出蜀地的大致方位。在卜辞中,有多条缶攻打蜀的记载(《合集》06860、06861、06862、06863等),缶的地望在今河南境内,古今学者多执此说,而缶又常与雀交战,雀之地望据学者考证在河南温县一带,卜辞中记载雀人在商王室担任重要职位。结合商王、缶、雀三者与蜀的联系,蜀之地望当在今河南境内。

周原甲骨文有两条关于蜀的记载:(1)伐蜀兹(H11:68);(2)克蜀(H11:97)。周人攻打的蜀,据《逸周书·世俘》的记载,“庚子,陈本命伐宕、百韦,命伐宣方,新荒命伐蜀。乙巳,陈本命新荒(自)蜀、宕至”。庚子伐蜀,乙巳自蜀至,前后仅6日,按《诗经·六月》毛传“师日行卅里”算,6日则为180里。又按《谷梁传》宣公十五年云:“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可见单边90里的距离并不远。这又从另一侧面证明卜辞中的蜀地就在商王朝统治的核心地带。

“蜀”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大约在西周初期,这支迁徙的蜀族辗转反侧进入四川盆地,同当地族群渐渐融合,蜀族完成了从中原地区到今四川地区的迁徙。中原地区文献基本不再见到有关于蜀的记载,直到东周时期才因为与秦、楚大国发生关系而再次进入中原人的视野,重新被写入了史册。今天的四川地区,在古时候最早被称为什么,由于文献的缺失并不知情,但是我们知道:第一,蜀见于中原文献记载,是他称而非自称,且这种称呼最早出现在中原地区,此时中原人士对今天四川地区的情况尚无多少认知。第二,在古时候当地(今四川地区)人的历史记忆里,只有五个王,即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而他们既是酋邦首领、是共主,同时又是王朝的代号。第三,按照人类学的相关理论,人类族群的迁徙有“名从主人”的命名规律,迁徙的民族,往往以其旧居的地名,命名新迁至的新土。秦灭巴蜀后,四川盆地被纳入中原大一统的王朝,蜀之名称遂有了特定的含义,一直流传至今。

四川成都金沙遗址曾出土一件名为“太阳神鸟”的金箔,属殷周时期的作品,整个金饰呈一圆环形状,金饰上有复杂的镂空图案,分内外两层,内层为周围等距分布有十二条旋转的齿状光芒,象征对太阳的崇拜;外层图案围绕着内层图案,由四只相同的朝逆时针飞行的鸟组成,象征对鸟的崇拜。对太阳和鸟的崇拜多见于东方的族群,如金箔的四只鸟造型,见于《山海经·大荒东经》的记载。俊,清人孔广森注《大戴礼记·帝系》时认为“俊即喾也”,王国维先生考证后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里亦执此说,顾颉刚先生认为俊即是舜,三位学者的观点都将帝俊之“使四鸟”指向东方;东方的族群又十分崇拜太阳,其大神少昊之“昊”字,从日从天,金文(师昊父簋)可见一斑。加之“太阳神鸟”金箔时间为殷末周初,恰同蜀人迁徙进入四川盆地的时间相当,其后当地族群逐渐开始崇拜鸟(尤其以四只鸟、十二道太阳光作为造型的构图)和日出太阳等华夏原生文化,生动地展现出先秦时期四川地区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形成历程。

据文献记载,“蜀”自上古时期始便同中华文明关系密切,蜀国的建立始于人皇,蜀族的先祖乃是黄帝,蜀族的母家则为颛顼。作为华夏支庶,蜀族还与治水的大禹产生联系,演化成流传甚广的“禹生石纽”传说。作为中华文明勃兴时期的夏商周三代,同样能清晰地洞悉出“蜀”在其历史长河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蜀族以族群迁徙的方式,将中华文明的基因带往其他地方,大大促进了早期中国不同区域的文化交流互鉴,成为五千多年来中国人民创造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的一个生动缩影。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先秦至秦汉蜀地华夏化进程研究”负责人、重庆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