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安

明清货币史自民国以来便是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直接影响了民国政府的货币改革，相关论著迭出。彭信威先生所著《中国货币史》是其中的扛鼎之作，最早从全球史视野审视明清时期海外白银流入和白银购买力等。进入21世纪以来，“白银货币化”成为国际学术热点，学界对白银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入。不过，纵览学界有关白银问题的研究，多集中于明代，没有对明清进行长时段的贯通性考察。在明清货币体系中，除了白银以外还有铜钱。倘若过度瞩目于白银而抛开银、钱两种货币的竞争，则难以理解货币流通演变的实际状态。此外，货币流通存在地区差异，与日常经济生活息息相关。因此，要想深化明清货币史研究，无疑需要在史料、方法与视野方面进行创新和开拓。

张宁所著《15—19世纪中国货币流通变革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聚焦于明清货币金融史的主题——银、钱并用币制的形成与演变，打通明清的断代界限，以货币流通为中心线索，既自上而下关注国家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又自下而上关注民间货币流通的实际状况，强调地域差异和地域特色。该书在研究银钱并用的货币体制演变之时，强调银两和铜钱作为流通货币各有优劣，反对重银轻钱的传统观点。

在治史理念上，该书极力推崇并贯穿于其中的是整体史观念，即以货币流通为中心，进行长时段、多维度的学术探究。该书深受年鉴学派方法的影响，在时段上，有鉴于货币制度的演变是跨越朝代的历史现象，突破了以往将明清分段研究的局限性，以货币流通为切入点，展开了长达5个世纪的货币史研究；在视野上，不仅研究国家货币政策演变，而且深入探析货币政策在实际社会经济中产生了何种影响，展现了明清货币制度下国用与民生的关系。

就治史方法而言，该书在史料上致力于新史料的挖掘与解读。货币史研究之所以是冷门，史料零星分散是重要原因，而有关民间货币流通的史料更加稀少。该书除了充分挖掘传统文献史料以外，格外重视新史料的挖掘，并结合货币史与钱币学，以二重证据法将银锭、民间钱票等实物与文献史料互证，增强了研究的技术性和史料实证价值。该书通过切近民间基层社会的草根型货币史料，充分展现了古人日常使用货币的具体情形，既体现了史学“以人为本”的学术立场，又以生活为中心，从日常生活领域挖掘新资源。同时，该书使用统计分析方法，尽可能对各地区货币流通进行数量化考察。

在大量第一手史料的基础上，该书使用区域分析方法，力图构建一个金融地理分析框架。中国山川纵横、疆域辽阔，在古代交通不发达、各地经济联系与市场整合较为落后的时代，形成了各具特点、相对独立的经济区，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货币区。明清时期货币流通的区域差异建立在历史经济地理格局基础上，并受到货币生产（流入）的地理位置、贸易路线、商帮流动及城乡差别等诸多因素影响。该书首次指出明代中叶形成且影响直达清初的“行钱之地”与“行银之地”的分布，以及从清中叶到鸦片战争前夕形成4大货币区的过程。货币区一旦形成，既有稳定性，又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呈现动态变化。

从治史目标来看，该书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于不疑处有疑，敢于打破常规，在某些重要学术问题上进行创新性研究，提出独到见解，与史学界展开充分的学术对话。货币史领域在许多重要问题上的主流认识仍然受到陈旧观念的束缚，特别是长期流行“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的金融史成说。该书通过缜密的考证，对于该成说提出了有理有据的质疑。指出在银钱并用币制的两个阶段，这一说法都不是普遍规律，只在有限的范围内勉强成立。在民间货币流通中，银两和铜钱经常不遵循“大数”和“小数”的界限，而是侵入对方的势力范围。如银两作为贵金属货币，不便于细微交易，但16—17世纪却有大量用分、厘（一分银子重约0.37克）计算物价、收入或者以低至一两分银子交易支付的“小数用银”史料；又如铜钱币值细微，大量搬运计数艰难，但乾嘉以降却出现越来越多的几百吊、数千吊“大数用钱”的史料，还有许多大商埠通用制钱本位的记载。

此外，该书还澄清了某些广为流传的误说，如“纹银是一种全国性的假想的标准银，成色是千分之九三五点三七四”的成说，作者认为这在史料上无依据、技术上不可能，财政收支的“纹银”成色在九九（含银99%）以上，民间纹银成色因地因用途而不同，一般在九五（含银95%）以上；又如以往认为18世纪“铜钱代替银被大量使用”是货币史上的倒退现象，作者质疑了这种线性的进步史观，从铸币（制钱）对称量货币（银两）的优势出发，说明其合理性。诸如此类明清货币史领域流行的各种概念和观点，该书都做出了或详或略的独到阐释，体现了作者十几年来潜心货币史研究的学术创新和学术成就。

概言之，该书基于历史学的时空观念，关注民间货币流通的实际状况和地域差异，自下而上地进行长时段整体研究，体现了中国货币史研究新的发展方向，也成为明清货币史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当然，货币史研究十分复杂，还有很多重要问题有待发掘。相信该书作者以此为契机，继续探索，定能有新的发现。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