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恒武

古代中国的濒海港城，尽管在地理上处于王朝行政网络的边缘，但可以凭借海河交通之便，将文化传播、艺术交流的触角延伸到更远的区域。而且，由于船埠、仓库、店邸、工坊、寺观等要素聚合而成的港区空间的存在，濒海港城大多拥有基底丰实、活力饱满的城市肌理。入唐以后，随着海丝交流渐趋隆兴，宁波（明州/庆元）、福州、泉州等浙闽沿海城市，完成了由海疆边城到海交枢纽的角色转换。与此同时，类如明州越窑青瓷这样的局域流通的生活用具，成为一种洲际行销的贸易物品。无疑，随着我国东南沿海地带由“边缘”转为“前沿”，濒海港城创生的图像和器物得以拥有更为广阔的需求空间和更为发达的流播路径。宋至元初，宁波成为我国江南地区的绘画、雕刻作品的制作中心与外输口岸，不同于陶瓷、铜钱等一般航海贸易品，图像类舶载输出物拥有更为丰富的精神意蕴。其中，出自市肆画师之手的宁波佛画，因其笔法工致细腻、设色典丽考究，成为往来于中日之间的海商与僧侣搜求的对象。目前，宁波宋元佛画在浙东当地几无留存，而在日本各地则多有珍藏。作为一种舶载输日画作，日藏宁波宋元佛画经历了越海的流转和累代的流传，其文化叙事的价值也超越了图像艺术本身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