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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构建我国新型能源体系

◇本报记者  卫思谕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自我国提出要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后,“双碳”工作持续稳步推进,各部门先后出台了能源转型和节能降碳增效的政策文件,各地区各行业具体结合细化行动方案,积极落实各项举措,总体成效显著。

全球加速低碳转型

2023年1月,英国石油公司发布了2023年《BP世界能源展望》,预测到2050年全球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65%,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将增至1/3以上,低碳氢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将增至13%以上。可以预见,未来全球清洁能源的投资力度将不断加大,全球将进一步朝着低碳转型的方向发展。

在我国,学术界也作出了类似的判断。2月28日,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等单位举办的《中国碳达峰碳中和进展报告(2022)》发布暨“碳达峰碳中和”研讨会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科研信息部部长景春梅代表课题组发布了《中国碳达峰碳中和进展报告2022)》(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指出,过去一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创历史新高,其中煤炭排放占比超过四成,形势非常严峻。但与此同时,全球绿色低碳转型进程也在加速,越来越多的国家对可再生能源投入了更多经济、战略、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力求加速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形成对化石能源的减量替代。实现碳中和目标难度虽大,但全球低碳转型的方向不会改变,能源安全将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受到各国优先关注。

近年来,我国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在能源安全与低碳转型方面虽面临一定压力,但“双碳”工作一直稳步推进。报告数据显示,近几年我国能源结构持续优化,单位GDP碳排放量明显下降,从2010年的2.54吨下降至2021年的0.96吨,2022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比2021年提高了0.8个百分点,比十年前提高了7.7个百分点。同时,我国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新能源大基地建设不断提速,新能源全面参与市场交易。此外,我国能源的资源使用效率也持续提升,目前已成为世界运行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客观上,“双碳”目标既是我国向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也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在研讨会上,学者们认为,推动“双碳”目标实现是中华民族有序发展的必然选择,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更是面向全球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观,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基础。

寻求低碳和经济发展平衡点

进入新时代,我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这就要求我国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同时,要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速,实现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因此,未来我国的发展路线,是要在这两个约束条件下寻求一条最优路径。

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张晓强表示,未来我国要推动能源消费规模的稳步提升,必须妥善解决经济增长的需求与“双碳”目标约束之间的矛盾。长期看,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方向不会改变,但短期内必须要守住能源安全和经济增长的底线,在扎实推进煤炭资源清洁高效利用的基础上,按照先立后破、有序推进的总体要求,合理控制煤炭消费总量,进一步推进煤炭消费减量替代。在解决新能源电力的间接性、波动性和电力能源安全问题的基础上,稳步推进煤电与新能源电力的融合发展。同时,加速探索煤电与风光电融合的发展新路径,创新硅电网、智慧能力、虚拟电场,促进多能之间的互补联动。此外,我国实现“双碳”目标还有赖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未来需扎实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完善绿色低碳的国际合作机制。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王一鸣认为,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处理好短期和长期两个平衡:在短期内处理好能源保供与能源低碳转型的平衡,在长期内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经济低碳转型的平衡。

王一鸣认为,我国要在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就要在今后一个时期内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速,同时也要保持必要的减碳力度。这就要求我国加大对低碳、零碳、负碳技术的研究和产业化投入,构建有利于碳达峰碳中和的科技创新体制。同时,要加快推动结构调整,通过培育绿色低碳的新增长引擎,发挥减碳和驱动增长的双重作用,加快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向制造领域的广泛渗透,促进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发展。

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

能源安全、能源绿色与能源经济一直以来被认为是“能源不可能三角”。近年来,世界各国都在研究如何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和平衡达到这三方面的均衡发展。在我国学者看来,统筹经济发展和“双碳”目标的实现,必须加快规划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在王一鸣看来,新型能源体系应该是以风电、光伏发电、生物质能为主要能源构建的多能互补的零碳能源格局。未来,除了少量工业生产仍需煤炭外,绝大多数用能场景都可以通过零碳能源实现。

景春梅认为,新型能源体系不是简单的新型电力系统,而是包括氢能在内的新型电力系统的升级版,氢作为清洁优质的二次能源,可以与电力系统配合,进而提高我国长周期、大规模、跨季节的储能方式和电力系统的灵活调节能力,最终促进大基地新能源电力的集中外送。更重要的是,作为清洁化工原料和还原剂,氢可以在石油化工中替代煤炭,这对工业大国的脱碳和减碳意义深远。未来我国新型能源体系的建设,应主要依托于沙漠戈壁的大型新能源基地,探索形成最大化消纳可再生能源的新型能源供给消纳体系。

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研究员杨雷表示,可再生能源占比的提高将会深刻改变能源结构和运行方式。未来我国不能按照传统能源方式规范和扩大新能源,必须从系统性角度出发,优化和提高能源系统的灵活性和韧性。只有深化能源革命,通过完善的市场机制和明确的价格信号,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驱动新型能源系统运行,才能真正构建新型能源体系。

景春梅建议,构建新型能源体系要把握好先立后破、有序推进的要求,尊重我国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充分考虑能源安全在保护和支撑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多措并举支持煤炭能源的高效利用,通过转移支付、税收优惠等措施促进其更好地发挥保供作用;另一方面,积极做好增量,大力发展新能源,通过对风光氢储制度的支持和科学公平的考核机制,进一步解决我国新能源外送和就地消纳的问题。